第180章 “贞妇爱色，纳之以礼。”（1 / 4）

一、语义考辨与文本源流：从《增广贤文》看伦理命题的历史编码

“贞妇爱色，纳之以礼” 出自明代启蒙读物《增广贤文》，其文本内核可追溯至儒家经典对 “礼” 与 “欲” 的辩证思考。“贞妇” 一词在《礼记?丧服四制》中已有界定：“礼者，体也，履也，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故丧礼者，无适不易之道也，是故贞妇贵殉夫，忠臣贵死君。” 此处 “贞” 的原初含义并非单一指向女性贞节，而是 “正” 与 “固” 的德行统称，但自汉代 “三纲五常” 伦理体系确立后，“贞妇” 逐渐成为女性专属的道德符号，特指坚守婚姻贞节、抗拒情欲诱惑的女性形象。

“爱色” 之 “色” 在先秦语境中兼具 “容貌” 与 “欲望” 双重指向。《论语?季氏》云：“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 此处 “色” 指向情欲；而《诗经?卫风?硕人》对女性容貌的铺陈，则体现 “色” 作为自然美的审美属性。“纳之以礼” 的 “纳”，《说文解字》释为 “内也，从糸从内”，引申为 “纳入、规范”，强调以礼仪制度对自然情欲进行疏导与约束。这一命题的本质，是儒家 “发乎情，止乎礼仪”（《毛诗序》）伦理观在女性德行领域的具体实践 —— 即承认女性对 “色”（无论是容貌之美或情欲需求）的自然向往，同时要求以 “礼” 作为边界，将个体欲望纳入社会伦理秩序。

从文本演变看，《增广贤文》此句或脱胎于《礼记?坊记》“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的治世思想，将抽象的礼治原则具象为女性行为规范。值得注意的是，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繁荣，市民文化对传统伦理形成冲击，《增广贤文》作为民间蒙学读物，其对 “贞妇” 形象的建构既延续了宋明理学 “存天理，灭人欲” 的道德要求，又隐含对世俗情欲的现实妥协 ——“爱色” 的合理性被有限承认，而 “礼” 成为调和自然人性与社会规范的中介。

二、伦理建构：儒家 “礼欲观” 下的女性德行二重性

（一）“贞妇”：作为伦理符号的身体政治

在儒家伦理体系中，“贞妇” 的身体成为承载社会道德的载体，其价值实现并非基于个体主体性，而是通过对宗法制度的服从得以完成。《仪礼?丧服》规定 “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将女性置于 “从父、从夫、从子” 的依附地位，“贞” 的德行本质是对依附关系的绝对忠诚。宋代理学家程颐提出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程氏遗书》），将贞节上升为超越生命的终极价值，使 “贞妇” 从道德主体异化为伦理符号。

“爱色” 在此语境中构成微妙的张力：一方面，儒家承认 “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的自然人性，女性对容貌或情感的追求被视为 “人情之常”；另一方面，“爱色” 若脱离 “礼” 的约束，便可能演变为 “淫”，威胁宗法社会的秩序稳定。这种矛盾性在《女诫》中得到系统化表达：班昭既要求女性 “盥浣尘秽，服饰鲜洁”（《女诫?妇容》），肯定对 “色” 的合理修饰，又强调 “动静有法，举止有宜”，将身体审美严格限制在礼仪框架内。“贞妇爱色” 的伦理建构，实质是通过对女性自然欲望的有限承认，实现更隐蔽的道德规训 —— 允许 “爱色”，但必须以 “礼” 为尺度，使女性在自我修饰中自觉践行伦理要求。

（二）“礼” 的双重功能：约束与合理化

“纳之以礼” 的规范机制包含消极与积极双重面向：消极层面，“礼” 是抑制欲望越界的堤坝，如《礼记?曲礼上》规定 “男女不杂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栉”，通过物理隔离防范情欲失控；积极层面，“礼” 为欲望提供合理化表达的路径，如《诗经?关雎》以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描绘正当的情感追求，而 “琴瑟友之”“钟鼓乐之” 的求偶仪式，正是 “纳之以礼” 的审美化呈现。

在女性德行建构中，“礼” 的具体实践表现为一套严密的身体管理制度：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