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34章 菊馥浮杯思旧事，茱萸系佩忆韶华（4 / 8）

‘水德碑’，碑旁还刻了陛下的名字。”萧桓看着奏报上的拓片，“水德碑”三个字苍劲有力，他的名字刻在谢渊旁边，却显得格外刺眼。他提笔将自己的名字划去，批注：“此功在谢公，在江澈，在江南百姓，朕何功之有？”随即下旨：“将‘分渠疏水法’与‘新麦种’在全国推广，江澈升任工部尚书，接替冯衍之职，赐‘治水能臣’匾额一方。”他知道，让实干者上位，才是对谢公“任人唯贤”理念最好的践行。

冯衍接到调令时，正在主持京城城墙的修缮，他放下手中的图纸，笑着对传旨太监道：“江大人懂谢公遗策，比老夫更适合工部尚书的位置。”入宫谢恩时，他还特意带上了谢公当年的《工程考》，“这是谢公当年主持修建皇宫时写的，里面记着‘工程质量，关乎性命，不可有半分虚浮’。老夫这些年一直照着做，如今交给江澈，也算不负谢公。”萧桓看着这位头发花白的老臣，忽然明白：谢渊留下的不仅是策论，更是一种“以民为本”的为官风气——不贪功、不嫉贤，这才是大吴最宝贵的遗产。

钟铭（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抚江南归来，没带金银特产，只带回了一件特殊的“贡品”——一本用粗麻纸装订的《谢公恩录》。册子的封面是百姓用胭脂染的，有些褪色，每页都记着谢渊当年的善举，字迹歪歪扭扭，却字字真挚：“天启三年，谢公巡江南，见灾民无食，开仓放粮，我爹才活下来”“谢公为蚕农请命，减免丝税，我娘的织机才没停”“谢公修的‘便民桥’，现在还能过牛车”……最末一页，是位老农画的简笔画：谢渊穿着青袍，在田间教他耕田，旁边站着个模糊的帝王身影，却背对着他们，手里还拿着一卷书。

“陛下，江南百姓说，谢公是‘活菩萨’，您推行谢公遗策，就是‘好皇帝’。”钟铭将册子递上，声音有些哽咽，“但也有老人拉着臣的手问，‘当年为何不早用谢公之策？要是早十年，我那饿死的孙儿就能吃到新米了’。”这句话像重锤，狠狠砸在萧桓心上。他一页页翻着《谢公恩录》，指尖抚过老农的简笔画，那背对着百姓的帝王身影，让他脸上火辣辣地疼。“朕当年，就是这个背对着百姓的帝王。”萧桓长叹一声，将册子放在御案中央，“传李董即刻入京，朕要亲自问问他，百姓现在最需要什么。”

李董（苏州知府）接到旨意时，正在农桑学堂给孩童们讲课，他穿着打补丁的官袍，手里拿着谢公的《农桑疏》。入宫后，他没有说官话套话，直接将百姓的诉求一条条列出来：“百姓要公平的赋税，要能吃饱饭，要孩子能上学，要官员不贪腐。”他从袖中取出一本“民情簿”，上面记着苏州百姓的建议，“谢公当年在苏州任上，每天都要去巷子里听百姓说话，这本簿子，就是学的谢公。”他顿了顿，“百姓最实在，谁为他们做事，他们就记谁的好；谁糊弄他们，他们也记在心里。”

萧桓看着“民情簿”上密密麻麻的字迹，忽然明白：弥补过错，不是给百姓发多少粮，而是让他们有说话的地方。“传旨，在江南设‘谢公祠’，由李董主持修建，祠内不仅立谢渊像，还要设‘民声堂’，百姓可随时上书提建议，用铜箱封存，由钟铭派御史专人负责整理，直达御案，任何人不得私自拆阅。”他对李董道，“民声堂的匾额，朕亲自来写，要写得大，让百姓远远就能看见。”李董叩首谢恩，额头撞在金砖上，发出清脆的声响——那是为百姓能有“说话处”而高兴。

“民声即天意”五个大字，是萧桓用大楷写的，笔力遒劲，刻在三尺宽的木匾上。当匾额挂上民声堂的那天，江南百姓敲锣打鼓，自发带着香烛来祭拜，孩子们举着纸鸢，纸鸢上画着谢公和“民声即天意”的字样。钟铭奏报：“百姓说，陛下肯听他们的话，就是谢公的心愿，也是他们的福气。”萧桓看着奏报，忽然觉得心头的愧疚轻了些——不是愧疚消失了，而是他知道，唯有把百姓的话放在心上，把谢公的策论落在实处，才能真正告慰谢渊的忠魂，才能让这愧疚有处安放。

杨璞（内阁阁老，掌律法）主持修订《大吴律》，花白的胡须上沾着墨汁，他将一份条款草案呈给萧桓，手指有些颤抖：“陛下，此条意在约束君权，臣恐百官非议，更怕……折了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