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7章 来自远方的花圈。（2 / 4）

名、部队编号、家庭住址，有些名字上划了红线，旁边标注着“牺牲”二字。

“你父亲退伍后，用了十几年时间，亲自走访了每一个能找到的烈士家属。”李振国继续说道，“他把自己的大部分抚恤金，都给了那些困难的家庭。这事，他肯定没跟你们说过吧？”

傅守业怔住了，他终于明白，为什么记忆中父亲总是出差，为什么家里一直过得紧巴巴的，而父亲却从不愿多解释。

老人们陆续离去，傅守业站在满院的花圈中，久久不能平静。

午后，又有一批意想不到的客人到访。

几辆朴素的车子停在村口，车上下来几位身着中山装的中年人，他们护送着一位耄耋之年的老妇人。老妇人手中没有花圈，只捧着一束洁白的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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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姓周，周雅芬。”老妇人自我介绍道，“我的父亲，周世安，曾是傅先生所在部队的政委。1942年，我父亲在一次突围中负伤被俘，是傅先生带人潜入敌营，把他救了出来。”

周雅芬的声音温柔而坚定：“我父亲在世时，常跟我们说，他多活的这四十年，是傅先生给的。他临终前嘱咐我们，若有一天傅先生走了，一定要代他送上一束花。”

傅守业将周雅芬请进屋内，老妇人在傅水恒灵前深深三鞠躬。

“傅先生可能不记得了，1953年，他还资助过我上学。”周雅芬转向傅守业，微笑着说，“那时我家里困难，父亲身体不好，傅先生得知后，每月都会寄钱来，直到我大学毕业。我后来才知道，那时他自己的日子也过得很清贫。”

周雅芬从包里取出一个信封：“这是我父亲留下的信，嘱咐我务必在傅先生离世后交给他的家人。现在，我完成这个嘱托。”

傅守业接过信封，心中百感交集。

周雅芬刚走不久，一辆来自省城的车又抵达了傅家。这次来的是几位学者模样的人，他们带来了一个特别的花圈——由书卷造型组成，挽联上写着“恩师千古，教诲永存”。

为首的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向傅守业深深鞠躬：“我是省社科院的李明达教授。傅老先生虽未在正式学校任教，却是我们许多人的启蒙老师。”

他讲述了一段傅守业从未听过的往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傅水恒曾被下放到一个偏远农场。在那里，他利用业余时间，悄悄给农场里的年轻人讲授历史、军事和文化知识。

“那时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傅老师教会我们的不仅是知识，更是做人的道理。”李明达动情地说，“他常说，一个民族的脊梁，不是钢铁铸就的，而是由文化和精神支撑的。”

另一位女学者补充道：“改革开放后，傅老师用微薄的退休金，自费购买图书，在村里办起了第一个免费阅览室。我就是通过那些书籍，走出了大山，考上了大学。”

李明达握着傅守业的手说：“傅老师影响了我们整整一代人。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我们这些曾经受教于他的学生，自发组织起来，想为他办一个追思会。但听说老先生嘱咐不公开治丧，我们只好以这种方式，来表达我们的哀思。”

傅守业望着这些专程从省城赶来的学者，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感。他既为父亲感到骄傲，又有些许困惑——那个平日里沉默寡言、喜欢独自看书的父亲，背后竟然有着如此丰富的经历和深远的影响。

第三天，来自远方的花圈和悼念者更多了。

有从千里之外赶来的农民，他们的父辈曾与傅水恒并肩作战；有受过傅水恒资助的贫困学生，如今已成家立业；还有傅水恒当年在地方工作时的老同事、老部下...

小小的院落几乎被花圈填满，素白的挽联在冬日的寒风中轻轻飘动，像无数只祈祷的手。

最让傅守业感动的是，村里几位九十多岁的老人也在家人的搀扶下前来吊唁。他们不会说华丽的悼词，只是反复念叨着：“水恒是个好人啊...”

村东头的王奶奶拄着拐杖，颤巍巍地告诉傅守业：“三年困难时期，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