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顾炎武到访（3 / 5）

惊人的神采，仿佛久旱逢甘霖，遇到了千载难逢的、能够与之探讨根本大计的知音。他略一沉吟，整理了一下思绪，便不再保留，侃侃而谈，显然对此问题思虑已久，胸中有万千沟壑：

“总镇明见万里，直指根本。晚生确曾于此反复思量，夜不能寐。郡县之制，收天下权柄于中央，废分封，立流官，使海内一统，政令出于一门，可避免春秋战国诸侯纷争、割据战乱之祸，此其开创之大利，秦皇汉武之功也。然行至今日，历时千载，其弊亦深植肌骨，难以根除，乃至成为今日诸多困局之渊薮。”

他条分缕析，逻辑清晰严密，仿佛在王磊面前展开了一幅剖析王朝体制的巨幅画卷：

“其一，官员流转频繁，如同驿舍传宿，于地方毫无根基情怀。县令、知府，乃至巡抚，往往数年一易，甚至不及三载便迁转他处。于地方之山川形势、民情风俗、吏治积弊尚未熟知，便已忙于打点行装，巴结上官，以求早日升迁或调任富庶之地。其心思多在应付上司考成、维持表面太平、甚至搜刮钱粮以充私囊并孝敬上官，而非为地方做长远之规划，更无暇也无心深入体察民间真正之疾苦。此所谓‘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真正把持地方衙门、熟悉各种章程漏洞、甚至操纵律法欺上瞒下的，反成了那些世代盘踞、父子相传的胥吏阶层。官员往往受其蒙蔽、掣肘，乃至同流合污，清官难做，贪官易为！”

“其二，权责极不相称，地方束手束脚，事事需仰赖中枢。地方稍有大事，无论是兴修水利、赈济灾荒，乃至应对小股匪患，往往都需层层上报州府、道台、巡抚、乃至中央部院，待部议批复、公文往返，往往迁延时日，错过最佳时机。且地方无独立之财权（所有税收理论上需上缴）、兵权（边镇特殊情况除外），无力自主应对突发之变故。一旦有天灾人祸，或外敌入侵（内地），则手足无措，只能坐待局势糜烂，直至中枢派兵拨款，然往往为时已晚。此制于承平之年或可维系，然遇非常之变，则处处被动，全无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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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最为要害者，乃朝廷与亿万小民之联系几乎被完全隔断。朝廷但知通过层层官僚机构征粮征税、征发徭役，百姓但知需完粮纳税、服徭应役。中间隔了数层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官府。百姓之疾苦、之冤屈、之智慧、之呼声，难以上达天听；朝廷之德意、之恩泽、之政策，亦难以下布于民，往往被胥吏歪曲执行，成为扰民害民之政。官民隔阂，如同天渊。一旦国家有难，急需百姓支持时，百姓视官府如仇寇，岂肯与之同舟共济？此乃国本动摇之兆也！”

王磊听得全神贯注，频频点头，这些分析，可谓鞭辟入里，刀刀见血，彻底撕开了帝国官僚体系运行中的脓疮，切中了时弊的核心。“先生所言，句句金石，深中肯綮。将这千年体制之积弊，看得透彻无比。却不知，先生既已洞见病根，可有革弊之良策？或有新制可取而代之？”

顾炎武目光灼灼，显然对此有过深入而大胆的构想，他身体微微前倾，语气变得更加坚定：“晚生愚见，或可尝试‘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并非要复辟西周之分封古制，而是取其‘分权责实、调动地方积极性’之精神内核，对现有郡县制进行改良。”

“其一，慎选县令、知府等亲民之官，并大幅延长其任期，非有大过或卓异提升，可使其久任于一方，甚至可达十年以上。允其拥有一定自主之权，如部分财权（允许其留存一定比例之钱粮用于本地水利、教育、抚孤等建设）、人事权（允许其辟署部分属官，而非全由上级委派），使其能真正为地方做长远谋划，其政绩考核，亦需重点考察其在任期间，该地民生是否改善，人口是否增加，赋税是否因民生改善而自然增收，治安是否良好，而非仅以上缴钱粮数目、公文是否无误为凭。使其利益与地方发展真正绑定。”

“其二，恢复或强化乡亭之职，或可称为‘乡官’、‘邑绅议事’，由地方公推贤能士绅、致仕官员、有德望者担任，给予其一定名分和权力，负责本乡之教化、小型治安纠纷调解、道路桥梁维护、义仓管理等事宜，使其成为沟通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