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孙元化平反(2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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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灌输火器强国之理,并巧妙地将孙元化塑造为一个富有远见却不幸被部下拖累的悲剧性技术官僚,而非叛逆。

王磊的宁远大捷,恰逢其时地提供了最有力的实证:看,精良的火器和新式战术,确实能对建奴取得巨大胜利!这极大地加强了汤若望言论的说服力。皇帝在“重振武备”的现实需求下,加之可能存在的后宫或太监的耳边风,终于松口,同意为孙元化有限度地平反。但这平反极其谨慎,追复原官只是虚名,真正的用意,藏在最后那句交给王磊的“酌情考量”里——朝廷不想明目张胆地重建登州火器局,那太打先前定案诸公的脸,也容易引发朝野非议。但若由一位刚刚立下大功、需要火器助战的边将,以“收用旧匠”、“练兵之助”的名义,私下进行,则阻力小得多,成了是朝廷的功绩,败了或惹出麻烦,则是王磊“擅专”或“办事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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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典型的政治交易和风险转嫁。王磊心中冷笑,但面上却对太监感激道:“多谢公公提点。王某必竭尽全力,不负圣恩。还请公公回京复命时,多多美言。”

送走天使,王磊回到书房,立刻修书两封。一封是给洪承畴的密信,详细报告旨意内容,并分析其中利弊,请教洪师的意见(尽管他已知洪承畴大概率会支持,但姿态必须做足)。另一封,则是以极其隐秘的渠道,快速送往京师汤若望处,信中只有简单一句:“事已成,可放手施为,速往登州,一切依计行事,所需银两,即刻奉上。”

他知道,汤若望等待这个机会已经太久。不仅是为了实践其科技传教、服务明朝的理想,也是为了告慰其好友孙元化的在天之灵。

接下来的日子,王磊一边加紧练兵,应对开春后可能到来的建奴反扑,一边耐心等待登州的消息。他派出了几名精干且通晓工匠事务的亲信,携带重金,先行潜入登州一带,暗中寻访因战乱而流散的原登州火器局的工匠,悄悄开始接触和招揽。

与此同时,朝野上下对于孙元化平反一事,也泛起了小小的涟漪。一些清流言官果然上疏,表示“罪臣之案,关乎国体,岂可轻翻”,但都被皇帝留中不发,或由杨嗣昌等人以“陛下念其旧功,特示恩恤,无关国法”为由搪塞过去。注意力很快被其他更紧迫的军国大事,如李自成部再次活跃、中原灾荒等所吸引。这桩“有限平反”案,并未引起太大的波澜,这正是崇祯和幕后推动者希望看到的效果。

一个月后,王磊收到了汤若望从登州发来的第一封密信。信中使用了不少暗语和教会术语,但核心意思明确:他已抵达登州,凭借其西洋相貌和官方(尽管模糊)的默许,开始公开活动。初步寻访,共找到原登州火器局流散匠户十七户,技艺精湛者八人,均已承诺愿为重操旧业效力。更关键的是,通过澳门耶稣会的渠道和汤若望本人的声望,成功吸引了十二名来自葡萄牙、佛郎机(西班牙)乃至德意志地区的西洋技师(其中多数为火炮铸造师、机械师、火药配比师),他们或为寻求财富,或为传播信仰,或为实践技术,已乘船抵达登州。汤若望已在原登州火器局废弃的旧址附近,租赁院落,以“修缮教堂”、“慈善工坊”为名,初步建立了据点,但急需大量资金和物资投入,以及更明确的官方保护,以防地方官府滋扰或被残存的叛军余孽、海盗窥视。

王磊看完信,长吁一口气。最关键的第一步,终于迈出去了!他立刻下令,从郑彩秘密渠道运来的白银中,拨出巨额款项,伪装成商队货物,由一队精锐老兵护送,火速运往登州。同时,他以辽东副总兵的身份,行文山东巡抚衙门(虽非直辖,但品级相当且有军务关联),措辞谨慎地提及奉旨“收用旧匠以助辽饷”,希望地方官府予以“酌情便利”,勿使“宵小惊扰”。他深知这公文效力有限,更多是起到一个告知和“扯虎皮”的作用,真正的保障,还得靠暗中输送的银两和自身逐渐增强的威慑力。

第二节:登州残址绘新图

登州城,这座曾经因海运和火器制造而繁荣的港口城市,历经孔有德叛乱的血洗与破坏,早已繁华不再。城墙多处残破,城内街市冷清,百姓面有菜色,海风中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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