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6章 “不求金玉重重贵，但愿儿孙个个贤。”（2 / 5）

勿敏于奔走”，将 “贤” 的标准具体化为拒斥机巧、崇尚笃实的行为规范。

明代是家训发展的高峰，朱柏庐《朱子家训》“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 的训条，将 “贤” 的培养与经典教育绑定；霍韬《霍氏家训》更设 “劝读书” 专章，规定 “子弟年十五以上，资质聪敏者，令习举业；稍钝者，亦令习书算，务要通晓”，体现对 “贤” 的差异化认知。这些家训共同构成一个叙事逻辑：金玉之贵如朝露，唯有子孙贤良才能使家族获得 “文化生命” 的延续，正如清代张英在《聪训斋语》中所言：“予尝有言，富贵者，天地之公物，以义取之，以礼守之，以仁利之，则德载焉。”

2. 家族兴衰史中的实证案例

山西乔家大院的兴衰堪称 “贤财之辨” 的活教材。乔家始祖乔贵发以豆腐生意起家，至第三代乔致庸时，以 “信、义、利” 为经商准则，其治家格言 “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衣惜食非惜财，缘惜福” 将 “贤” 融入商业伦理，使乔家成为晋商典范。但到第五代乔映霞之后，家族子弟沉溺鸦片、赌博，虽坐拥票号财富，终因 “贤才” 凋零而在民国时期衰败。这与同期宁波钱氏家族形成鲜明对比 —— 钱氏自五代吴越王钱镠定下 “子孙虽愚，诗书须读” 的家训，千年间涌现钱穆、钱钟书、钱学森等 “贤才”，印证了 “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 的历史规律（《格言联璧》）。

更具深意的是宋代司马光家族。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痛斥 “近世风俗尤为侈靡”，以自身 “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有帛” 的俭朴，为子孙树立 “贤” 的榜样。其侄司马康 “口不言财”，官至起居郎，延续了家族清誉。这种 “以贤守财” 的智慧，恰如明代思想家薛瑄所言：“财者，民之膏血，取之过多，则其国危；蓄之过多，则其家危。”

三、哲学根基：儒家 “成德之教” 与 “贤” 的本体论建构

1. 从 “性相近” 到 “贤可学”：儒家教育哲学的奠基

孔子 “性相近，习相远” 的命题，为 “贤可学而至” 提供了理论基础。在《论语》中，“贤” 的培养被拆解为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的实践路径 ——“道” 是终极价值，“德” 是行为规范，“仁” 是情感基础，“艺” 是技能支撑，四者构成 “贤” 的完整坐标系。孟子进一步提出 “人皆可以为尧舜”，将 “贤” 从少数人的特权变为人人可及的人格理想，这种 “平民化” 转向，使 “但愿儿孙个个贤” 的祈愿获得普世意义。

宋明理学对 “贤” 的哲学建构更趋精密。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注解 “贤” 为 “才德之称”，强调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解决了 “才” 与 “德” 的张力问题；王阳明 “知行合一” 学说则将 “贤” 的修养落实到日常实践，提出 “在事上磨练” 的方法论，使 “贤” 不再是抽象的道德概念，而成为可操作的生命实践。这种哲学化的建构，让 “贤” 超越了家族伦理范畴，成为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精神支点。

2. “贤” 与 “贵” 的价值排序：对世俗成功学的超越

在儒家思想体系中，“贵” 有双重定义：《孟子?万章下》区分 “天爵” 与 “人爵”，“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将 “贤” 归为 “天爵”，视为高于 “人爵” 的终极价值。这种价值观在《庄子?秋水》中得到呼应：“鹓雏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以寓言形式拒斥 “金玉之贵” 的诱惑。北宋张载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的横渠四句，更将 “贤” 的内涵从个人修养扩展至宇宙担当，使 “贤” 成为连接个体生命与天地大道的精神桥梁。

这种超越性在魏晋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竹林七贤拒绝与世俗同流，阮籍 “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 的放达，嵇康 “宁作沉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