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第三帝国的兴亡》让你从人性角度去解读(4 / 11)
放弃思考,永远不要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因为当你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时,就等于把刀递给了别人,万一那个人是魔鬼,你就再也没有反抗的机会了。
这片绝望的土壤,不仅孕育了纳粹的魔鬼,也给我们所有人上了一课:一个社会最可怕的,不是贫穷,不是困难,而是当人们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只愿意相信“简单答案”的时候。因为那时候,魔鬼就会披着“救世主”的外衣,悄悄来到我们身边。
独裁的密码 - 权力如何一步步蚕食自由的边界
咱们先从1933年2月27日的那个夜晚说起吧。柏林的国会大厦突然燃起大火,火光映红了半个夜空,消防车的警笛声在街头尖啸,空气里满是烧焦的木头味。第二天一早,报纸头版就登出消息:“共产党人纵火叛国!”希特勒站在国会大厦的废墟前,对着人群嘶吼,说这是“德国面临的最大危机”,必须立刻采取“紧急措施”保护国家。
你知道当时柏林有个叫汉斯的印刷工吗?就是那种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在油墨味里印报纸,晚上回家会给女儿带块麦芽糖的普通人。那天他拿着报纸,手有点抖——他前几天还在工厂里听工友说,共产党最近在抗议削减工人福利,怎么突然就成了“叛国者”?可看着街上荷枪实弹的士兵,听着邻居们议论“幸好元首反应快”,他把到嘴边的疑问又咽了回去。他想:“可能是我不懂政治吧,元首总不会害我们。”
就是这场“国会纵火案”,成了权力撕开民主口子的第一把刀。希特勒借着“反恐”的名义,推动国会通过了《保护人民和国家紧急法令》——听起来多正当啊,“保护人民”,谁会反对呢?可这道法令一出来,宪法里规定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新闻自由,全被暂停了。警察可以随便闯进民宅抓人,不用出示搜查令;反对党成员说抓就抓,理由都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
汉斯第一次觉得不对劲,是在法令通过后的第三个星期。他的发小卡尔,一个平时爱在酒馆里抱怨几句物价的木匠,突然就不见了。汉斯去警察局问,警察只冷冰冰地说“卡尔涉嫌与共产党有联系”,再追问就被赶了出来。那天晚上,汉斯坐在家里,看着女儿在灯下画画,第一次没敢跟妻子提起卡尔的事。他想:“别多管闲事,万一连累家人就糟了。”你看,恐惧就是这么开始的——不是一下子把人压垮,而是让你在“保护家人”的名义下,先放弃对别人的关心。
接下来发生的事,更像温水煮青蛙。先是报纸,汉斯印了十几年的《柏林人民报》,突然来了几个穿黑制服的人,拿着一张“新闻审查清单”,说以后所有文章都要先经过他们审核。之前常登的民生评论没了,批评政府政策的报道没了,连天气预报后面都要加一句“在元首的领导下,德国的明天会更晴朗”。有次汉斯不小心把一篇没审核的短文印了出去,当天就被带到警察局训话,老板还被迫交了一大笔“罚款”。从那以后,汉斯再拿到稿子,连多看一眼都不敢,只机械地按要求排版——他告诉自己:“我就是个印刷工,做好本职工作就行。”
然后是教育。汉斯的女儿莉莉上小学二年级,有天放学回来,抱着旧课本噘嘴说:“老师说这些书不能用了,明天要发新课本。”新课本拿回来,汉斯翻了几页,心一下子沉了下去——原来讲童话的地方,换成了希特勒的照片;原来教算术的例题,变成了“一个冲锋队队员能缴获5支敌人的枪,10个冲锋队队员能缴获多少支”;甚至画画课,老师都要求必须画“元首和可爱的德国儿童”。莉莉问他:“爸爸,为什么不能画小兔子了呀?”汉斯摸了摸女儿的头,半天说不出话,最后只含糊地说:“听老师的话就好。”他不是不想反驳,是不敢——他怕老师给女儿穿小鞋,怕学校把他当成“不配合的家长”,更怕那句常从邻居嘴里听到的话:“连孩子的教育都要挑三拣四,你是不是不爱国?”
慢慢的,街上的“不一样”越来越少。曾经开在街角的犹太面包店,门上贴了“禁止犹太人入内”的牌子,后来干脆关了门;曾经在广场上卖唱的艺人,再也不敢唱那些带点批判意味的民谣,只敢唱歌颂纳粹的歌曲;甚至邻居们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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