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江左枭雄桓温（5 / 8）

司马炎的峻阳陵等，都在他的命令下得到了修缮。

修复皇陵后，桓温亲自前往祭拜。在司马炎的峻阳陵前，他对着陵墓行了三拜九叩之礼，感慨道：“先帝（指司马炎）当年统一全国，何等威风；如今故都沦陷，皇陵残破，臣之罪也！”周围的士兵和官员，见桓温如此“忠义”，纷纷感动不已。

祭拜完毕后，桓温向朝廷上书，请求将东晋的都城从建康迁回洛阳。他在奏疏中写道：“洛阳乃中原腹地，汉魏旧都，迁都于此，既能安抚中原百姓，又能震慑北方胡寇；且洛阳地处天下之中，便于日后北伐，收复河北、河东之地。臣恳请陛下（指晋穆帝司马聃）早作决断，迁都洛阳，以慰天下苍生之望。”

可桓温的奏疏，却遭到了朝廷的坚决反对。反对的主力，是江南的门阀大族——王、谢、袁、萧等家族，他们的家眷、财产都在江南，若迁都洛阳，他们的利益将受到严重损害。比如时任宰相的王彪之（琅琊王氏后人），便以“洛阳刚收复，城池残破，且靠近北方胡寇，不安全”为由，反对迁都；谢安（当时尚未成为宰相，但已是谢氏家族的核心人物）也表示“江南百姓安居已久，不愿迁都，强行迁都恐引发民变”。

实际上，朝廷反对迁都的真正原因，是忌惮桓温的权力。他们担心，一旦迁都洛阳，桓温将以“镇守故都”为名，进一步掌控兵权，甚至将朝廷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因此，朝廷找了各种借口，拖延迁都之事，最终将桓温的奏疏驳回。

桓温知道，这是朝廷在“制衡”他。但他并未发作——此时的他，已不再是当年那个“灵堂复仇”的少年，而是深谙“隐忍”之道的权臣。他没有强迫朝廷迁都，只是留下两千士兵驻守洛阳，任命戴施为河南太守，负责洛阳的防务，自己则率领大军返回荆州。

虽然没能迁都，但第二次北伐收复洛阳，仍让桓温的声望达到了顶峰。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东晋能收复故都，全靠桓温；而桓温也通过此次北伐，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他被朝廷加封为“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获得了“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的特权，这是古代大臣能获得的最高礼遇，距离“篡权称帝”，只有一步之遥。

第二次北伐后，桓温成了东晋的“无冕之王”——他掌控着东晋的大部分兵权，朝廷中的大事，都需先征得他的同意；皇帝晋穆帝司马聃，对他言听计从；江南的门阀大族，虽对他有所忌惮，却也不敢公开反对。但桓温并不满足——他想通过第三次北伐，彻底消灭北方的胡人政权，建立“不世之功”，为自己“篡权称帝”铺平道路。

公元369年，桓温发起了第三次北伐，此次的目标是占据河北、河南一带的前燕政权。前燕是鲜卑慕容氏建立的政权，当时的皇帝是慕容暐，政权掌握在太宰慕容恪、吴王慕容垂兄弟手中。前燕的实力，比前秦、姚襄更强——它占据了中原最富庶的地区，拥有十万大军，且慕容垂是当时北方最杰出的将领之一，擅长骑兵战术。

桓温之所以选择前燕作为目标，一是因为前燕刚经历“慕容恪去世”（公元367年）的权力真空，慕容垂与慕容暐的矛盾逐渐激化，政权内部出现裂痕；二是因为前燕占据了河南的部分地区，威胁到了东晋的北方边境，“伐燕”既能消除威胁，也能获得中原的富庶之地，为日后称帝积累资本。

为了确保第三次北伐成功，桓温做了前所未有的准备：他调集了五万大军，这是东晋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他还联合了前秦，约定“两国夹击前燕，灭燕后，河南之地归东晋，河北之地归前秦”；同时，他开辟了“黄河水运”，通过黄河运送粮食，以解决补给问题。

公元369年四月，第三次北伐正式开始。桓温率领大军，从兖州出发，沿黄河东进，一路势如破竹：在湖陆（今山东鱼台），击败了前燕的将领慕容忠，斩杀燕军三千余人；在金乡（今山东金乡），又击败了前燕的大将慕容厉，攻克了金乡城；接着，晋军渡过黄河，在黄墟（今河南兰考）大败前燕的主力部队，斩杀前燕将领慕容臧，燕军死伤万余人。

前燕皇帝慕容暐吓得魂不附体，赶紧派使者去前秦求救，答应“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