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秦地测产防瞒报，魏农报产争实估（2 / 3）

调雨顺，哪能只八斗？最少一石，不然就是少报！”张伯急得直跺脚：“俺家田土薄，真就八斗——再估高，俺秋熟连口粮都没了！” 轮到孟姬时，她递上农事记：“郑吏，俺家五亩田，壮穗四千穗，中穗两千，按百粒重算，亩产一石——这是俺数的穗，你看。”郑五却把农事记扔在地上，脚踩了踩：“农人的破木牍顶个屁用！按县府的‘强估板’，你家亩产得按一石二斗算，税缴三斗六升！” “报产令上写‘自报复核，少报补缴’，没写要按‘强估板’！”孟姬扑过去捡农事记，阿大也跟着哭：“娘，俺家没那么多粮……”郑五的跟班当即推开孟姬：“少废话！要么按一石二斗报，要么就等着县府来抄家！” 农人们顿时炸了锅，有的举着粟穗喊“俺家穗小，亩产就七斗”，有的要去安邑找李悝评理。郑五怕闹大，只好改口：“一石就一石！但秋熟时若实测比报产高，得多缴两成罚粮——你敢赌吗？”孟姬攥紧农事记：“俺没瞒产，赌就赌！” 回家的路上，阿大问：“娘，俺家真能缴上税吗？”孟姬摸了摸他的头：“能，娘多打些粟，总能缴上。”夜里，她在农事记上刻：“曲沃处暑报产，郑五用‘强估板’逼农多报，俺家实报一石，却被威胁‘实测高则罚’。尽地力之教，若吏强估苛税，农虽实产，亦难安心。”刻完，把记藏在粟囤下——这是她能守住的，最实在的“实产证据”。 ## 三、支线·淳于越：咸阳论税辩宽严，儒法调和探仁政 咸阳的“税政议坛”上，烛火映着两卷对立的竹简——淳于越的《薄税宽民论》与法家弟子卫鞅（同族）的《实税强邦策》。赵承坐在台下，手里攥着秦魏两地的测产、报产记录，这是他特意带来的“实证依据”。 “秦要东出，需实税强邦！”卫鞅敲着策简，声音洪亮，“白圭瞒产若不重罚，其他贵族都学样，秋税哪能足额？军粮不够，怎么打魏国、韩国？”淳于越却摇了摇头，展开《孟子·滕文公下》抄本：“卫客卿只知‘税足’，不知‘民安’。孟姬实报亩产一石，却被强估一石二斗；泾阳县民人如实报产，却怕贵族瞒产牵连自己——若税过严，民人要么逃税，要么弃田，秋税反而更少。” “那淳于先生要秦减到哪般？”卫鞅冷笑，“总不能让官府喝西北风吧？”淳于越指着赵承的记录：“不是减税，是‘宽估严惩’——对民人，按实产估税，灾年再减；对贵族，瞒产重罚，绝不姑息。《尚书》云‘惠迪吉，从逆凶’，秦的税政，该惠于善（实报的民人），惩于恶（瞒产的贵族），这才是‘仁政’。” 赵承忽然站起身，把秦魏的情况读出来：“秦地白圭瞒产罚六百石，民人实报得宽待；魏地孟姬实报遭强估，贵族却能逃税——新法的税政，缺的不是‘严罚’，是‘区分’，缺的不是‘实估’，是‘宽民’。”这话让台下的秦吏们沉默——此前他们只盯着“税足”，却没算过“民怨的代价”。 卫鞅虽不服，却也承认“民人实报应宽待”。散场时，淳于越递给赵承一卷《周礼·地官》抄本：“里面说‘以时均征，使民知时也’，秦的测产估税，若能加‘灾年减估’一条，便不是只讲‘强邦’，更讲‘养民’了。”赵承接过竹简，指尖触到“以民为本”的刻痕，忽然明白父亲说的“古籍记真”，不仅是记“法之严”，更是记“法之仁”。 ## 四、测产实录藏民声，战国税政入简牍 深夜的泾阳县寺，赵承把秦地测产、魏地报产、咸阳论辩的事，都记进《商君法》实施记录。他先抄下孟姬农事记里的“强估之争”，旁注“魏地税政之弊，不在产不足，在吏不公——小吏强估比瞒产更伤民，估税先正吏”；再记下白圭的瞒产案例，注“秦地测产之利，在罚贵不欺民，更在民见罚贵而信法——民信法，才愿实报、愿缴粮”；最后把淳于越的“宽估严惩”建议附在《租税律》后，注“儒法之辩，非‘实税’与‘薄税’之争，是‘强邦’与‘养民’之衡——秦要征秋税，需罚瞒产，更需宽民，二者缺一不可”。 烛火快燃尽时，他想起白天在测产场看到的场景：农人实报时的恳切，孟姬攥着农事记争实估时的执着，淳于越辩论时眼里的“民本光”。这些画面，都被他刻进竹简——不是冰冷的测产数据，而是带着农人生存温度的“战国税政图”。 窗外，秦地的晚风带着粟香，泾阳县的农人在翻晒粟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