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杨李之间（2 / 2）

非和苏迨、潘易岭等人偶有说起，都是遗憾新旧两党残酷的争斗毁了那个朝堂。现在盐定路的士子很少谈论新法旧制，大家更倾向于办事。杨元奇有句简单的话很得认同：管它什么法，对民有利就是善法。怎么判定？以一地试行得以证实，慢慢推广。

李格非问：“岭南之行你和苏先生关于此经常深谈吧。”这点李清照身上都隐约能透露不少，她只是无心政事，她很多时候看似胡搅蛮缠，却经常能说服自己的老爹，这本就得益于她当时随行一旁。

杨元奇回：“老头子是那代人中最先解脱的人，只有放下脱身那场争执，才能从更客观的角度论及政策。”

李格非说：“所以你去看了章援？”

杨元奇道：“喂，李叔，你是不是太高看我了，这个和治政没关系，就是情谊。”

李格非笑笑不再争论，杨元奇的态度对盐定路士子的影响可不小，特别是定安学府正在成长的年轻士子。

（历史对苏杨这对师生评价高到极点就在于，历史的定论是杨家治政始于岭南之行，重要不在于具体什么政策，而是对待政策的态度。如果说政策本身合适与否还有争议，那苏轼对治政的态度就无可争议，没有完美的政策，所处角度和位置决定对利益的选择，只有因时而异一种改变的态度。苏轼对自己个人的否定更为此做了注解，当年他们实已陷入党争，因人而事。历史概叹，太多惊才绝艳的人至死都不愿承认这点，越到后面，他们越陷入党争困境，他们已是对人，而不是所谓君子之间对事情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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