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7章 那就一起玩完！（1 / 2）

洪熙九年，九月。

江南的秋天，本应是蟹肥稻黄、丝谷满仓的丰饶时节。然而，这一年，太湖水网交织的平原上，弥漫的却不仅仅是稻禾的清香，更有一股浓烈的、混杂着硝烟、恐慌与新秩序躁动的复杂气息。

新明控制的苏松嘉湖地区，如同一块被强行嵌入旧明躯体的异质血肉，正经历着一场疾风暴雨般的变革。石猛坐镇苏州，以军队为后盾，新明派出的文官与技术团队为核心，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

第一步，便是彻底清算旧有官僚体系。朱明朝廷委任的知府、知县、胥吏，除少数主动投诚且经审查无大恶者留用观察外，其余一律罢黜、羁押，其罪证（贪腐、欺压百姓等）被公之于众。空出的职位，部分由随军文官担任，部分则大胆启用了江南本地一些素有清名、或有一技之长（如精通水利、算术、刑名）而不得志的士子、吏员，甚至包括少数愿意合作的商人代表。这套“掺沙子”的人事安排，迅速填补了权力真空，并开始植入新明的治理理念。

第二步，是经济上的“休克疗法”。新明宣布，以“新明银元”和“舟山通宝”（铜币）为法定货币，限期兑换并废止朱明宝钞及劣质铜钱。同时，颁布《江南振兴令》，核心便是之前在上海实行的“十一税”（农业），以及对工商业实行更加优惠的累进税率，并明文废除一切徭役、杂捐。为稳定市场，新明从舟山紧急调运了大批粮食、布匹、食盐等生活必需品平价出售，并组织工匠恢复因战乱和苛政而停顿的丝织、棉纺、陶瓷等工坊。

第三步，也是最具争议的一步——土地清查与“限田令”。新明宣布，对所有土地进行重新清丈登记，承认现有耕种者的土地使用权，但规定每人（按丁口）拥有田亩上限，超出部分将由官府赎买（以银元或债券形式），并优先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佃户、流民。此法令一出，立刻在江南士绅阶层中引发了轩然大波。那些占田千顷的大地主们（许多已逃往应天或别处）自然视之为“刮骨吸髓”，但众多中小地主和自耕农，在经历了朱明朝廷的横征暴敛后，反而觉得这“限田令”虽触动利益，但至少明码标价，且保留了基本田产，远比被无休止的“捐输”盘剥至破产要好。更重要的是，无数佃户和贫民看到了获得土地的希望，对新明的支持度急剧上升。

新明的治理，高效、务实，甚至带着几分不讲情面的冷酷，如同一台精密而强大的机器，强行扭转着江南这架陈旧而破损的社会马车。混乱在短期内加剧——逃亡地主的抗议、旧胥吏的暗中破坏、对新货币的疑虑……但更大的趋势是，秩序在快速重建，生产在缓慢恢复，民心在利益驱动和武力保障下，开始艰难地向新明倾斜。

然而，新明的扩张并非没有代价。控制区域的急剧扩大，意味着兵力、行政资源和补给线的极度拉伸。石猛手中的两个陆战旅，分散在数府之地，已显捉襟见肘。海上补给线虽然通畅，但要将物资深入转运至内陆各处，也非易事。

这一弱点，自然被某些尚存理智的大明官员看在眼里。浙直总督，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在朝廷一片催促“进剿”的噪声中，保持了难得的冷静。他并未贸然集结大军正面攻击新明重兵布防的苏松核心区，而是采取了“结硬寨，打呆仗”的策略，在浙江北部（如杭州、湖州）及南直隶西部（如镇江、常州）层层设防，深沟高垒，同时派出大量小股精锐，冒充溃兵或土匪，不断袭扰新明控制区边缘的粮道、哨所和新设立的官府，意图疲敌、耗敌，延缓新明的消化吸收，并等待朝廷（或者说，等待变数）。

一时间，新明控制区的外围，小规模冲突不断，形势呈现出一种诡异的僵持：新明牢牢控制着苏松核心区，并稳步向内消化；而大明则在其外围构筑起一道虽然被动但尚算稳固的防线，并不断进行骚扰。

……

应天府。

与江南前线那紧张而明确的对抗不同，应天的朝堂，已陷入一种近乎癫狂的末日氛围。苏州失陷、苏松嘉湖糜烂的消息，彻底击垮了朱允炆最后一丝侥幸心理。他不再上朝，终日躲在深宫，脾气变得暴戾无常，动辄打骂宦官宫女，疑神疑鬼，总觉得身边每个人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