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理想（2 / 3）

下雨天帮村民抢收玉米时的泥裤腿，是给五保户送棉被时冻红的耳朵，是看着修路的压路机开进村时，村民们眼里的光。

有次去县城办事，路过实验小学，看见孩子们在塑胶跑道上跳绳，崭新的教学楼亮得晃眼。回来的路上，小石头正蹲在土路边写作业，膝盖当桌子，铅笔头短得捏不住。我把兜里的钢笔给他，他却怯生生地问：“李大哥，我们啥时候能有新教室？”

“我想做些实在事。”我看着父母的眼睛，厨房的灯光在他们脸上投下淡淡的影子，“比如让山里的娃能在不漏雨的教室里上课，让果农的苹果能卖上价，让像王老师这样的人，不用拿着微薄的工资硬撑。”

母亲突然抹起眼泪，手背蹭过眼角的皱纹：“你小时候总说，要让爸妈住上带阳台的房子。”她以为我的理想是城里的高楼大厦，是不用风吹日晒的工作，却不知道这两年的风里雨里，我的理想早就换了模样。

记得刚到李家坳那天，村支书领着我看村委会，墙皮掉得像块破布，办公桌的抽屉缺了个角，里面塞满村民的求助信。有封信是用铅笔写的，字迹歪歪扭扭：“李同志，俺家娃想上学，可俺没钱交学费。”落款是个歪歪扭扭的“王”字，旁边画着个哭脸。

那天晚上我在村委会的硬板床上躺着，听着窗外的狗吠，突然明白“理想”不是考上大学那么简单。它该像父亲检修机器时的认真，该像母亲站柜台时的耐心，该像那些在泥土里刨生活的人，闷头干活，却把日子过得扎实。

“在市里上班，能管到乡下的事？”父亲往杯里倒了点白酒，酒液在玻璃杯中晃出细小的涟漪。他总觉得“城里”和“乡下”隔着条河，却不知道有些声音，只有传得足够远，才能被听见——比如柳溪村的草编筐明明手艺好，却因为没人引荐，进不了县城的供销社。

“能。”我想起赵书记说的话，“市里的文件，能管着全县的事；全县的政策，能护着每个村的人。”就像这次中办的文件，从北京传到青石乡，给了我这样的基层干部一个机会，也给了更多像李家坳这样的村子一个盼头。

母亲去厨房洗碗，水流声哗哗响。我走过去想帮忙，看见她对着水龙头抹眼泪。“妈，我不是想离开你们。”我靠在门框上，看着她佝偻的背影，“我是想站得高些，知道农村真正缺啥，知道该咋帮他们。”

有次帮红果村写申请，想给村里盖个冷库，县上的人说“不符合规定”。后来我翻遍了政策文件，发现有条“偏远地区农产品保鲜补贴”，只是没人知道。等把材料改好递上去，冷库批下来那天，果农们杀了头猪，非要请我吃第一块肉，那肉香里，全是被看见的欢喜。

“你小时候总蹲在百货大楼柜台前看账本。”母亲关掉水龙头，用围裙擦着手，“说长大了要给妈算账，不让人少找钱。”她笑了笑，眼角的皱纹挤成朵菊花，“现在要给更多人‘算账’了？”

“嗯。”我鼻子一酸，原来母亲什么都记得。那些小时候的傻话，竟在二十多年后，成了我真正想做的事。只是这“账”更复杂——算清楚修路能让苹果多卖多少钱，算明白盖教室能让多少娃不用走山路，算透彻政策落地能给农村带来多少变化。

夜深了，父亲在客厅铺沙发床，弹簧发出吱呀的声响。我躺在铺着格子床单的小床上，闻着空气中淡淡的肥皂味，突然想起第一次在李家坳过夜。村里的土炕烧得发烫，王德山老汉给我讲他年轻时支前的事，说“当年红军打仗，就是为了让娃们能吃饱饭、能上学”。

第二天一早，母亲翻出个深蓝色帆布包，是父亲年轻时出差用的，边角磨得发亮。“把这个带上。”她往里塞了件叠好的白衬衫，“面试时穿，你张叔说穿白衬衫显得精神。”包里还有两盒润喉糖，是她在柜台攒的，“写材料费嗓子。”

父亲蹲在阳台上抽烟，晨光透过铁栏杆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他突然站起来，从抽屉里摸出个红布包：“这个你拿着。”里面是枚生锈的奖章，是他年轻时得的“先进工作者”，“爸没本事，就这个能给你壮胆。”

车开的时候，母亲趴在车窗上叮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