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4章 政治改革。（2 / 3）

心腹重臣的反复密议后，皇帝终于在一场重要的朝会上，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凝重语气，宣布启动以“汰冗员、明赏罚、通民情、核名实”为核心的政治改革。史称“永新政”。

“永新政”并非一套预先设计完美的蓝图，而是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调整的动态过程。但其核心方向，无疑是沿着傅水恒精神所指引的“透明”与“民主”（在当时语境下，更接近于“民本”与“公议”）路径前行。

首先，在制度层面，改革触及了选官用人之基。科举制度虽然得以保留，但其考试内容发生了显着变化。过去偏重辞藻华丽、引经据典的诗赋、策论，比重下降；而增加了更多考察士子对现实政务理解、分析、解决能力的“时务策”，以及关乎吏治民生、法律税赋的实务知识。更重要的是，创立了“观风使”与“民意箱”制度。由朝廷派遣德高望重的致仕官员或清流翰林，分赴各地，不预先通知，深入民间，实地考察地方官员的政声官品，倾听百姓疾苦与评价，其报告直接呈送御前，作为官员升黜的重要参考。而在各州县衙门外设立的“民意箱”，则允许士农工商各界，以不记名方式投书，陈述当地利弊、控告官吏不法。虽然初期难免有诬告、泄私愤之弊，但经过规范和管理，逐渐成为下情上达的一个重要渠道，对地方官员形成了无形的震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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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决策过程的透明度显着增加。朝廷明确规定，凡不涉及军国机密、宫廷内务的常规政务，如年度预算、重大工程立项、赋税调整方案等，须在经过相关部门合议后，将主要条款和决策理由，以“政事公报”的形式，刊印发行，至少在通衢大邑供人阅览。同时，定期（最初是每季，后改为每月）举行“朝询会”，由皇帝或宰相主持，六部九卿官员参加，并邀请部分京畿地区的耆老、士子、商贾代表列席，就当前重要政令接受询问、进行解释。这虽非现代意义上的议会，却打破了数千年来“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神秘政治传统，将最高决策层的一部分活动暴露在阳光之下。

再者，权力监督机制得到强化。都察院的职能被扩大，御史的选任更加注重其刚直不阿的品性，并赋予其更大的独立弹劾权。除了监督百官，他们也开始对朝廷颁布的政令本身进行“合宜性”审议，若认为某项政策可能扰民或不合时宜，可以提出驳议。地方层面，则尝试建立“乡议堂”，由本地推选出的德高望重者组成，负责评议地方官的施政得失，其评议结果虽无直接罢免权，但需记录在案，作为吏部考核的重要依据。

改革的过程，绝非一帆风顺。它触动了庞大官僚集团中无数人的既得利益。阳奉阴违、推诿塞责、暗中阻挠者大有人在。旧有的习惯势力如同巨大的淤泥，试图吞噬任何试图改变其稳态的新生力量。一些地方在推行“公议”时，出现了豪强劣绅把持话语权、欺压小民的情况；一些官员则利用新政的漏洞，搞形式主义的“公议”，实则换汤不换药。改革派内部，也因对改革速度、范围、方式的理解不同，而产生了分歧和争论。

然而，尽管步履维艰，改革的车轮一旦启动，便再难倒退。因为支撑这轮改革的，不仅仅是皇帝的个人意志或少数精英的理想，更是傅水恒精神所唤醒的、日益广泛的民间共识。商人们渴望一个更加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农民们希望负担更加公平合理的赋税；学子们期待着凭借真才实学而非钻营贿赂获得晋身之阶；甚至部分有远见的保守派官员也意识到，若不进行某种程度的变革，整个统治体系可能因僵化腐败而面临更大的危机。傅水恒，这位早已远离庙堂的归隐者，其形象在改革进程中不断被升华、被符号化。他成了“公正”、“清廉”、“民本”的代名词，成了改革派用以论证自身合法性、抨击反对者的精神旗帜。无论是皇帝下诏勉励群臣，还是御史弹劾贪墨官员，亦或是地方官推行新政，言必称“仰慕水恒先生遗风”，“以水恒公之心为心”。

这场由精神引领、发端于基层、最终由权力中枢推动的政治改革，其影响是深远的。它虽然没有（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立起一个完美的现代民主政体，但它深刻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