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5章 过了芒种不可强种 晚了三春不可强爱（1 / 5）

我是新闻干事，卫科长要求我利用业余时间写稿，一切围绕中心工作。

我经常和首长下基层，了解干部战士的思想想法，党员和正、副班长骨干队伍建设情况，找干部、战士谈心，召开座谈会。听连长和指导员谈对连队建设的打算，做了哪些工作存在哪些问题，有哪些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措施；听司务长介绍伙食、节余和超支情况。回来后点灯熬油写材料，卫科长修改后送仇主任把关，开会研究定稿，誊写校对送交首长，再向上级机关汇报，权当我深入采访了。

那当时，全国各行各业的人如同找情人一样抓文凭。有张文凭在手，像以前有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提职安排工作找对象掩饰过失和低能，文凭都是敲门砖通行证和遮羞布。现在流行：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有个好爸爸的人毕竟是少数，爸爸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辈子。好爸爸犯了错误下台，离、退休或者百年之后，没有文凭还是行不通。恢复高考，是唯一公平有效的选拔手段，为普通人提供了机会。自学考试获得国家承认的文凭，给在职人员和没有条件上大学的人，提供了提升可能。对于部队干部来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党政干部基础科，是取得文凭的捷径和首选。在上级统一安排下，守备区和某高等院校达成协议，由该校中文系教授定期来岛上授课，再到要塞区统一考试，四科考试及格，即颁发大专文凭。由我负责教材联系、接待、安排教授上、下岛，还有授课等事宜。首长强调，岛上条件艰苦，必须照顾好教授的生活。

王教授曾担任某地区县委书记，现任某分校校长。他经历丰富精力充沛，最荣耀的一件事，是在几百人大课堂上讲《文学概论》，一讲六个小时。

教材陆续上岛，我虽然没报名参加学习考试，也留了一套。我随意翻了翻，大部分文章耳熟能详，文学理论都是老生常谈。自从初中文凭被母校扣押、被妹妹剪了小人付之一炬，我就取得了永久性文凭。尽管仇主任和卫科长多次敦促，我仍拒绝报考党政干部基础科。我对文凭的蔑视很让岳教授恼火。他在课堂上强调文凭的重要性，影射说他有五个女儿，找的对象工农商学都有，只是没有兵。为什么？因为兵没有文凭，最后找了个农民。为什么？因为农民有文凭。

岳教授的语言尖刻，惹得干部们不满，有的愤然退出课堂。

仇主任给我个任务，让我在陪岳教授吃饭时，煞一煞他的傲气，别在课堂上说题外话，影响干部们的情绪。晚上在招待所，我陪岳教授喝“广鹿茅台”。

我直截了当：“学员们对你的题外话很反感，请你在讲课中注意。”岳教授满口答应：“董干事你放心，我一定照顾学员们的情绪。”两杯“广鹿茅台”下肚，岳教授猛烈抨击我不要文凭的行为，说：“等大家都有了文凭，你就等于文盲，甚至连话都不会说。”我针锋相对，说：“你现在是教授，我不照样和你说话吗？我哪句话说得不明白，你哪句话我没听懂？”他说不过我，一套一套地说书本上那些东西。我不断抓住时机，攻击他缺少生活实践的软肋。

他不时说几句英语，显示学问渊博，高深莫测。我说：“你是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还能干点儿什么？”他说：“我是教授，还是个杂家。”我问：“你是哪方面的杂家？”他说：“我说过书，有语言天赋，我说话你能对上，可以不要文凭。”姥爷季霖庭说书唱曲儿，大舅是有名的“季铁嘴子”，十三岁时说退屠城的一团老毛子，妈妈也能说会道，我绝不会败给这个固执的书呆子。

岳教授见我不说话，以为被他吓住，狂妄地说：“是弦的我都能拉出曲儿，是板的我都能敲出点儿，带眼的我都能吹出调儿。你先给我找个带弦的。”

我指着饭堂里一根晾衣绳，说：“那儿有根弦，你拉个曲儿我听听。”他盯着晾衣绳看了片刻，无言以对不吱声了，干了一杯酒。我说：“旁边房间里有对小两口在睡觉，你在门板上敲个点儿我听听。”他当然不敢去，又干了一杯酒。

我得寸进尺：“外面猪圈里有头猪，后腚上有个眼儿，你去吹个曲儿我欣赏欣赏。快去呀？你不敢是不是？我非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