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3章 上车饺子下车面 散文《书架》救驾(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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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山还是雁过山?要多写一写咱们高炮营。”我解释:“不是‘山文’,是散文。”他以为是黄连散:“你给每个连队多写点,预防吃海红拉稀,影响训练。”我哭笑不得,说:“散文是一种文章体裁……”他不屑一顾地说:“写那玩意儿干什么,把心写散了,连三防考核都记不下来。”

我穿了一套新罩衣,如同麻雀插上了孔雀羽毛。指导员贺红光总对我板着脸,我以为他舍不得放我走,又觉得不太像。他挑剔房间收拾的不整洁,茶杯洗的不干净,物品摆放不整齐。他还不时冒出一句,“不能目空一切,把连队当成跳板,”让我莫名其妙。这和他受连长气时的可怜相、到处找同情者,判若两人。

指导员不顾我的感受,在全连军人大会上敲打我,说:“文书最近写了一篇小稿,准备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这不是他的个人成绩,而是高三连全体官兵的功劳。文书不参加施工不站岗,有时间写作,换上任何人都会有成就。”

他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我照样做好本职工作,到守备区帮忙就由不得他了。

我填写完肖立文、刘东顺、炊事班的“立功受奖登记表”,还差十五分钟就到凌晨一点,早上起来晚。指导员知道我熬夜,仍在晚点名批评我不出早操。

连长盖房子亲自召开连勤会议,说班排反映,文书除了看书写作什么都不干。我把这些当成黎明前的黑暗,到政治部帮忙曙光才能升起。这个冬天格外寒冷,丧门星一样不开面。上午,我让通信员把故事《跟鸡寻卵》送走,下午把另一篇《追鸭送蛋》也送走。伍干事来电话,说他到皮口学习回来,我就搬到机关。

他让我把人物通讯《探望》改成散文,复写后分别寄给《前进报》《解放军报》《解放军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我把一千字的新闻稿《探家》改成三千字的散文,复写两遍之后,已经到了凌晨两点钟。我没有睡意,走出营房。整座海岛沐浴在银色的月光里,谁不在这皎洁的月光下逗留,谁就是个大傻瓜。此起彼伏的鸡鸣提醒我,那不是洁白的月光,而是一地酷霜。

我仍想起李白那首诗:

花间一壶酒,

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

对影成三人。

海岛的凌晨月下,无花无酒,只有这轮明月代表我的心境。没有鲜花和美酒也不扫兴,此时此刻,我全身心地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走进营房仍没分离。

五十三岁的父亲身体有病,仍坚持劳动,为子女们操尽了心。妹妹们和弟弟学习进步,又省心又听话。我写信进行鼓励,要求她们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外面竟下起了倾盆大雨,这在冬季里非常罕见。起床号响,我沉沉地睡了过去。

指导员抓住把柄大做文章,在全连军人大会上点我的名。他的所作所为,超越了我的忍耐范围,不能再容忍了。我说:“我们得谈点什么了。”他说:“我到班排去,没有时间。”他从班排回来,我把他堵在屋里,他在写东西。

我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你不是不知道,我能留在部队不容易。我几次想对你做点什么,害怕因小失大,所以一直忍气吞声。”

我说完出去,他赶紧把我叫回来,关上门,说:“连长确实没说错,你这样的兵,我也同样带不了你。”我说:“这好办,我带你。”他停顿一下,说:“你能在解放军文艺发表作品,能留下来,我也为你高兴。但是你的出格行为,影响了上级对我的提拔。”我说:“你说清楚,我哪项行为出格了?”他不说。

指导员去守备区开会时,赵主任找他谈话,问:“董太锋这样德才兼备的战士,为什么成了重点人?他在那些地方违反了《条令》《条例》?”

指导员如何回答,我不得而知。回连队之后,指导员和我谈话。他说:“本来守备区这次干部调整,我可能回守备营任副教导员,也泡汤了,弄不好和你有直接关系……”我嗤之以鼻,说了句:“无稽之谈。”拂袖而去。

连长盖房子也找我谈话,说:“这次因为你,我又没当上副营长。”

我困,还不敢打哈欠,不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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