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6章 破轭之驹 昂首之虎（1 / 2）

“才士不妨泛驾，辕下驹吾弗愿也；诤臣岂合摸棱，殿上虎君无尤焉。”此联如金石掷地，铿然有声，道尽对才士当有超逸不羁之气度、诤臣当具刚直不阿之风骨的深切期许。其言虽古，其意弥新，于今世观之，非仅是对个体品格的雕琢，更似一面映照时代精神的明镜，照见那在驯服与棱角之间，一个文明应有的张力与平衡。

所谓“才士不妨泛驾”，这句话实际上是对创造力的一种至高无上的赞美和推崇。所谓“泛驾”之马，通常是指那些不遵循常规道路的马匹，它们的奔腾之势可能会让平庸之辈感到骇然和恐惧。然而，正是这种“脱缰”的状态，才能够让它们踏出前人从未到达过的境地。

回顾历史的长河，我们可以发现，凡是能够开创一个新时代、打破千古迷障的人，几乎无一不是具有“泛驾”之才的人。例如，屈原在泽畔行吟，虽然遭受了“謇朝谇而夕替”的困境，但他所创作的《离骚》却展现出了无比瑰丽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岂是那些局限于庙堂之上的章句所能束缚的呢？又如李白，他敢于“天子呼来不上船”，这种不拘小节的态度使得他的诗篇充满了“惊风雨、泣鬼神”的自由气韵。

如果天下所有的才士都心甘情愿地成为“辕下驹”，低眉顺眼、循规蹈矩，那么文明的长河必将失去其波澜壮阔的景象，最终沦为一潭死水。一个社会的活力，关键就在于它是否能够宽容甚至鼓励这种“泛驾”精神，为天才们留下超越常规的空间和机会，而不是用标准化的模式去铸造千篇一律的人。

进而论及“诤臣岂合摸棱”这句话，它不仅仅是一种个人品质的体现，更是将这种不妥协的精神延伸到了公共领域，赋予了其沉甸甸的社会责任。

所谓“摸棱”之徒，就是那些以圆滑为盾牌，以沉默为利剑的人。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或者避免麻烦，选择了随波逐流、明哲保身。然而，这样做的代价却是真理被蒙蔽，集体的福祉被侵蚀。

与之相对的，真正的诤臣必定是以道义为脊梁的人。他们甘愿成为“殿上虎”，毫不畏惧地直面权威，发出逆耳的忠言。就像唐代的魏徵，他在太宗面前“犯颜直谏”，其言辞犹如一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帝王的得失。正是因为有了魏徵这样的诤臣，才最终成就了“贞观之治”的清明政治。

再看明代的海瑞，他为了劝谏皇帝，甚至自备棺材，冒死上疏，斥责皇帝的过错。他的风骨凛然，即使面临万死也绝不退缩。虽然他的谏言未必都能被皇帝采纳，但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制衡力量。

这些诤臣的价值，并不在于他们的谏言一定能够被听取，而在于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对权力的制约。他们迫使权力保持谦抑和反思，防止整个系统在自我陶醉中走向僵化和腐朽。

然而，所谓“泛驾”之才和“殿上虎”之臣，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需要特定的环境和条件才能茁壮成长。这种环境和条件，既包括文化土壤，也包括制度空间。

一个社会的文化土壤，应该是允许“越轨”和包容“异见”的。只有在这样的土壤中，人们才能够自由地思考、创新和表达，才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潜力。如果一个社会的机制处处强调“驯服”，以“有用”为唯一的衡量标准，那么那些具有独特才华和个性的人就会被压抑和束缚，最终只能成为“辕下驹”，失去了自由驰骋的空间。

同样，一个社会的舆论环境也非常重要。如果舆论环境唯上是从，讳疾忌医，那么那些敢于直言的诤臣就必然会噤声，只剩下一些“摸棱”之辈充斥于殿宇之间。这样的社会，表面上可能看起来很和谐，但实际上却缺乏真正的活力和进步的动力。

古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教训，这告诉我们，压制言论自由只会带来更大的危机。而今天，我们更应该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理念，让各种不同的声音都能够得到充分的表达和尊重。

制度的设计，就如同肥沃的土壤一样，既要能够涵养秩序之林木，也要容得下奇花异草的自由生发。这样的制度，才能够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和积极性，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文化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