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0章 三人同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2 / 4）

，反向确立自我行为的边界，类似于苏格拉底 “认识你自己” 的逆向实践。

知识获取的多元路径

与柏拉图 “知识即回忆” 的先验论不同，孔子强调知识的经验性来源：

直接经验：从 “善者” 的行为中直接学习具体方法；

间接经验：从 “不善者” 的教训中避免重复错误，如《尚书》“兢兢业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的警惕意识。

（二）实践论框架：“择 - 从 - 改” 的闭环模型

“择”阶段：核心内涵——识别善恶的判断力；哲学依据——孔子 “叩其两端而竭焉” 的辩证思维；实践案例——孟子 “知人论世” 的品鉴方法

“从”阶段：核心内涵——向善而行的执行力；哲学依据——《中庸》“择善而固执之” 的坚守；实践案例——颜渊 “不迁怒，不贰过” 的实践

“改”阶段：核心内涵——自我修正的反思力；哲学依据——曾子 “吾日三省吾身” 的内省传统；实践案例——唐太宗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的纳谏

（三）伦理学维度：个体道德的社会化路径

差序之爱与普遍之师的张力

在儒家 “亲亲而仁民” 的差序伦理中，“师” 本应源于 “父兄” 等亲密关系，但 “三人同行” 将 “师” 的范畴扩展至陌生人，暗含了 “道德普遍性” 的萌芽。如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所言，儒家伦理 “既不是个人本位，也不是社会本位，而是关系本位”，这种关系的延展性在此句中得到充分体现。

他律与自律的辩证统一

“择善” 是对社会规范的主动认同（他律），“改恶” 是自我意志的自觉践行（自律），二者在 “克己复礼” 的过程中达成统一。朱熹曾以 “如秤称物，轻重在物，而权衡在我” 比喻这种关系，强调外在标准与内在判断的平衡。

四、历史实践：从圣贤典范到文明演进的动力

（一）政治治理中的 “师道” 应用

帝王师的实践：唐太宗与魏徵的 “择善改恶”

唐太宗以魏徵为 “人镜”，在纳谏中践行 “择善而从”：贞观三年，魏徵谏止封禅泰山，以 “隋亡为鉴” 劝太宗戒骄奢，太宗从之，开创 “贞观之治”。这种君臣关系突破了 “君为臣纲” 的等级制，体现了 “不善者亦为师” 的逆向思维 —— 以隋朝暴政为 “不善之镜”，反向确立治国之道。

士大夫的自我修养：苏轼的 “转益多师”

苏轼在《晁错论》中提出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其文学创作正是 “三人同行” 的典范：学韩愈之雄奇、欧阳修之平易、陶渊明之冲淡，同时反思西昆体的雕琢之弊，最终形成 “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的风格。这种 “择善而熔铸” 的路径，成为宋代文学革新的重要方法。

（二）教育史上的范式革命

书院制度中的 “会讲” 传统

南宋朱熹与陆九渊的 “鹅湖之会”，以 “论辩求师” 的方式实践 “三人同行”：朱主张 “格物致知”，陆主张 “发明本心”，双方在争论中相互吸收，推动理学与心学的融合。这种 “各言其是，各取其长” 的学术氛围，正是 “择善而从” 的制度化体现。

近代教育转型中的启示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提出 “兼容并包”，聘请持不同政见的学者（如辜鸿铭与陈独秀），鼓励学生在思想碰撞中 “择善而从”。这种教育理念与孔子 “三人行” 的思想一脉相承，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

五、现代转化：数字化时代的 “择善改恶” 新解

（一）社交媒体时代的 “镜像异化” 与应对

信息茧房与 “伪善之师” 的陷阱

算法推荐使个体陷入同质化信息圈，“择善” 沦为 “择同”，如桑斯坦在《信息乌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