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4章 京华春雪录（5 / 8）

与我朝携手，焉能有今日如此迅疾光复神州、雪洗辽东之耻的盛事？老夫有时思之，亦觉惭愧。”

戚睿涵连忙欠身，态度谦逊：“阁老过誉了，晚生实在不敢当。此乃时势使然，天命所归，亦赖陛下圣明裁决，阁老与前方将士浴血奋战，用命效死，更有顺王、西蜀侯等深明大义，摒弃前嫌。晚生不过因缘际会，恰在其位，略尽绵薄之力而已，实无尺寸之功。”他顿了顿，将手中茶杯轻轻放下，神色转为严肃而诚恳，“阁老，如今满清虽灭，然天下疮痍满目，元气大伤，人心思治，渴盼太平，更甚于渴盼甘露。顺王之心，经过这数月观察，晚生愿以性命担保，天地可鉴。他常对晚生言，昔日揭竿，实为官逼民反，是被层层盘剥、走投无路之下，逼上梁山。其初心，并非为了南面称孤，做那皇帝，实是不忍见百姓易子而食，路有冻死骨之惨状。”

史可法捋着颌下长须，默然片刻，书房内只有煮水的松涛声轻轻作响。他缓缓点头，目光中带着一丝沉重的了然：“逼上梁山……此言，确是不虚啊。回想崇祯朝末年，天灾连绵，人祸更炽，政令不行于下，贪腐横行于朝，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胥吏如虎，确是将无数安分守己的良民，生生逼成了所谓的‘流寇’、‘贼匪’。李自成……顺王他能当着陛下与满朝文武之面，说出这番话来，可见其心性已非昔日阿蒙，对其过往，亦有所反思。若他此番能真心归顺朝廷，辅佐陛下，安定西北，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实为社稷之幸，苍生之福。”

“正是如此。”戚睿涵见史可法态度明确，心中稍定，趁热打铁，“阁老明鉴万里。顺王所求，其实至简至朴，不过是希望在他治下的一方百姓能安居乐业，免受战乱流离之苦，他本人亦能得享太平，不再颠沛。至于权位，不过是实现此目的之手段，而非目的本身。若陛下能胸怀宽广，示以至诚，励精图治，刷新吏治，使天下归心，则顺王麾下数十万经历战火洗礼的旧部，非但不是隐患，反而能成为大明西北边疆一道坚固的屏障，抵御任何可能的侵扰。此乃双赢之局，利在当代，功在千秋。”

史可法眼中闪过赞许的光芒，显然对戚睿涵的分析深以为然：“元芝所见，甚合吾心。眼下之势，唯有同心协力，共图恢复，方是正理。任何猜忌与内耗，都只会亲者痛，而令蛰伏之敌暗中窃喜。你放心，于公于私，于国于民，老夫都会尽力斡旋，力主和平安置之策，使此番统一大业，能够平稳达成。”

离开史府，戚睿涵心中略感踏实。史可法的态度，代表了朝中一批较为正直、以国事为重的官员的倾向，是必须争取并且可以倚重的重要力量。

接下来，他又依次拜访了以学问渊博、品性刚直、在清流中极具影响力的都御史刘宗周，以及文名满天下、门生故旧遍布朝野的礼部尚书钱谦益，还有作为复社领袖之一、同时也是董小倩姐夫的名士冒辟疆，以及另一位复社俊杰、精通西学的方以智等人。面对不同的对象，戚睿涵调整了沟通的策略和侧重点。

在与刘宗周的交谈中，戚睿涵更多地从儒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切入，详细阐述李自成起义的被迫性与其现在追求和平、避免战祸的诚意，反复强调“止戈为武”、“仁者无敌”的道理，指出对归顺者示以仁德，使其能安民保境，方是圣王之道，亦是当前代价最小、最符合儒家理想的解决方式。

刘宗周性格耿介，对农民军过往攻城略地、特别是攻克北京后部分部队军纪败坏、导致崇祯自缢的行为仍有微词，言辞间颇为尖锐。但戚睿涵不卑不亢，一方面承认历史问题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则着重强调李自成在西安时期尝试整顿吏治、恢复生产，以及此次联合抗清、最终放弃帝号、不愿为虚名再起战祸的态度和具体行动。他引经据典，将李自成的选择与历史上的类似情境相比较，最终，刘宗周虽未全然释怀，但对李自成“不愿因一己之私再祸苍生”的基本立场表示了有限的认可，认为若其能始终如此，朝廷亦当以诚相待，并承诺会在御史言官中，秉持公心，建言和平解决。

在钱谦益那座藏书丰富、陈设雅致的府邸，氛围则更为文雅和轻松一些。钱谦益身为文坛领袖，更看重一个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