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裂痕初现（4 / 7）

虏铁蹄践踏，繁华散尽，生灵涂炭，那他马士英别说权位，连身家性命都难保。清虏会如何对待他这样一个前明的“合作者”？想想北宋末年的张邦昌、刘豫，哪个有好下场？不过是利用完即弃的棋子罢了。

一个念头如同毒蛇般钻入马士英的脑海：若是……若是李自成真如这使者所言，愿意称臣纳贡，与南明合作，不计前嫌（至少是暂时不计），那么有大顺军在北方作为屏障，抵御甚至消耗清虏，而他们这些南明士大夫照旧可以偏安江南，享受太平……似乎，这比那与虎谋皮、随时可能反噬的“联虏平寇”，要稳妥得多。江南只要得以保全，他的富贵、他的权力、他醉心的戏曲美人，便都能保住。如此看来，联手大顺，共抗清虏，未尝不是一条更符合他马士英利益的出路……

马士英眼神中的闪烁逐渐平息，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权衡利弊后的阴沉算计。

而史可法的心情则更为复杂、沉重，充满了理想与现实的激烈撕扯。他固然有忠君爱国、克复神州之志，但对李自成等“流寇”同样抱有极大的敌视和仇恨，视其为逼死崇祯帝、倾覆宗庙的罪魁祸首，此乃不共戴天的君父之仇。与清合作，在他内心深处，亦是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旨在先灭“国贼”，再图恢复。然而，左懋第被扣押，多尔衮那封倨傲无礼、野心毕露的信函，以及戚睿涵展示的清军残暴证据和那血淋淋的预言，都像一盆盆夹着冰碴的冷水，接连浇醒了他的一部分幻想。他痛苦地意识到，清虏的威胁，其野蛮性、欺骗性和终极目的，或许远比他自己想象的更为急迫、更为致命。一旦让清虏占据中原，以其展现出的强大战斗力和赤裸裸的侵略性，大明这仅存的半壁江山，真的能像东晋、南宋那样偏安百年吗？太祖皇帝当年“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誓言犹在耳边回荡……

史可法抬起头，目光极其复杂地看向戚睿涵。这个年轻的大顺使者，来历蹊跷，言行大胆，甚至有些离经叛道，但他所陈述的关于清虏的威胁，却与眼前发生的残酷变故丝丝入扣，相互印证，让人无法全然忽视，更无法轻易斥之为危言耸听。他必须面对这个最核心、最棘手的问题。

他沉声开口，声音带着疲惫与深深的矛盾：“戚……使者，你口口声声说联顺抗清，陈清虏之害，言之凿凿。然，你主李自成，逼死先帝，倾覆我北京宗庙，与我朝有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此仇，深似海，重如山，又当如何？岂是一句‘联合’便可轻轻揭过？”

终于来了，戚睿涵心中凛然，他知道史可法问到了最核心的障碍，也是他此行最难逾越的鸿沟。他不能，也绝无权力代表李自成去承诺放弃仇恨，那既不现实，也绝非他所能及。他只能从更高的层面，从历史的大局观和生存的紧迫性出发，试图化解这看似无解的仇怨。

他深吸一口气，迎向史可法那审视而沉重的目光，语气变得异常诚恳，甚至带着一种超越个人立场的悲悯：

“史阁部，”他拱手一礼，姿态放得很低，“在下深知，君父之仇，社稷之恨，铭心刻骨，天地共鉴。此仇此恨，非言语所能轻易化解，亦非在下区区一个使者所能置喙。”

他话锋一转，声音提高了几分，带着一种穿透历史迷雾的清晰：“然而，请阁部暂且压制悲痛，细思量：逼死崇祯皇帝，固然是李闯王陛下大军攻入北京所致，但其根源，又何尝不是明朝积弊数十年之总爆发？是天灾人祸，是吏治腐败，是民不聊生，是无数活不下去的饥民之怒汇聚成的滔天洪流。李闯王陛下，彼时代表的是这股求活的洪流；而关外清虏，则完全不同。他们是外族入侵，是文明之敌。其意在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毁我华夏文明之根基。此乃华夷之辨，是种族存续之争，是文明绝续之战！”

他的话语如同钟磬，在堂内回响：“内部之争，纵有血海深仇，终究是兄弟阋墙，肉烂在锅里；而外族入侵，则是亡国灭种之祸，是神州陆沉、衣冠沦丧的万劫不复。孰轻孰重，孰急孰缓，史阁部您熟读史书，通晓古今之变，当比在下这后学晚辈更清楚，更能明辨啊！”

他顿了顿，仔细观察着史可法的反应，见其紧蹙的眉头微微一动，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