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剃发易服民心焦 宗室操戈萧墙祸（3 / 4）

“武将动不动就自称将军、都督，文官自称都御史、侍郎，三品以下更是随便乱叫。江湖游手好闲之徒，也伪造印信，贩卖官爵！” 而隆武帝朱聿键为了分化拉拢，也对浙东文武秘密封官许愿，鲁监国则针锋相对地“挖墙脚”……两个并立的明室政权，竟将宝贵的精力耗费在了如此令人扼腕的内斗之上！

“陛下在福州内外交困，何腾蛟虚与委蛇，郑芝龙首鼠两端，如今这鲁监国更是……自毁长城，形同匪类！” 赵高翔走到窗前，望着阴沉的天空，心中充满了无力与愤懑。陆清源之死，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南明势力内部难以根除的顽疾：党争习气、军阀割据、目光短浅、纪律败坏！

他深知，自己虽然在江西打开了一片局面，但身处这样一个大环境下，犹如在沼泽中前行，四周皆是看不见的泥潭与暗流。清军的压力来自正面，而内部的腐蚀与掣肘，却可能从任何意想不到的方向袭来。

“传令下去，”赵高翔的声音带着一丝疲惫，但更多的是决绝，“加强与我方接壤的浙西地区警戒！凡有鲁监国政权兵马靠近，务必严加盘查，没有陛下明旨或本侯手令，一兵一卒不得放入！同时，将此间情状，详细具文，密奏陛下！”

就在赵高翔于江西为“剃发”难民焦心，为鲁监国政权愚蠢杀害钦使陆清源而震怒之际，来自南方广西的一场刚刚平息不久的宗室内乱，其后续波澜也传到了广信，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隆武朝廷看似获得大胜、实则更加虚弱不堪的窘境。

这便是靖江王朱亨嘉之乱。

早在去年，赵高翔刚刚在福州获得隆武帝任命，整军北上之际，远在广西的靖江王朱亨嘉便趁着天下大乱、伦序不明的时机，悍然自称“监国”，置远支的隆武帝于不顾，企图割据两广。这无疑是给本就脆弱的南明抗清大局，从背后狠狠捅了一刀。

幸而，两广总督丁魁楚、思恩参将陈邦傅等官员深知大义，迅速发兵平叛，于隆武二年二月，将擒获的朱亨嘉及其核心党羽杨国威、顾奕、史其文等人，派马吉翔押送至福州。

消息初至广信时，赵高翔还曾略感欣慰，觉得朝廷总算能肃清内部，一致对外。然而，后续传来的处置细节，却让他嗅到了更深层次的不安与无奈。

隆武帝对此事的处理，可谓慎之又慎，甚至显得有些束手束脚。他先是下令：“命锦衣卫王之臣用心看守，不得有任何疏忽。还敕令刑部侍郎马思理妥善安置靖江王（朱亨嘉），要斟酌商议妥当。所编撰的《靖案》（记录靖江王叛乱的案卷）赶紧颁布，在福建的宗室亲王、郡王，都要发表意见上奏，以让天下万世信服，既不可草率，也不许拖延。”

这道诏书，充满了帝王心术和现实考量。朱亨嘉毕竟是太祖侄儿朱文正的后裔，身份尊贵，处置不当，极易引发其他宗室的兔死狐悲之感，甚至给清廷和鲁监国以口实。隆武帝需要走足程序，让宗室亲王们“背书”，以彰显此举的“公正”与“无奈”，堵住天下悠悠之口。

拖到同年四月，在获得了足够的“舆论支持”后，最终的处置才下达：“把靖江王（降为庶人）安置在连江，敕令奉新王严加管束，不许他见任何人、传任何话。” 这看似是软禁，给了朱亨嘉一条生路。

然而，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很快显露无疑。不久后，“命掌管锦衣卫事务的王之臣将其缢杀，对外谎称突发疾病而死。” 同时，在闹市公开处决了杨国威、顾奕、史其文等主要从逆者。

此举固然消除了内部一大隐患，但也彻底暴露了隆武帝地位的不稳固和手段的不得已。 他需要以这种不公开的、近乎阴暗的方式，来处置一个公然挑战其权威的宗室，既要达到目的，又要维护皇室表面上的体面与和睦，其内心的挣扎与现实的逼仄，可见一斑。

而接下来的封赏，更是将这种窘迫体现得淋漓尽致。为酬答平乱之功，隆武帝加封丁魁楚为平粤伯，陈邦傅为富川伯，并给予极高评价。尤其在给丁魁楚的诰敕中，他竟然写道：“你既有接到诏令后拥戴朕的大志，又有迅速平定逆寇的大功。王守仁（王阳明）在明朝全盛时期，也没有拥戴君主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