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剃发易服民心焦 宗室操戈萧墙祸（1 / 4）

第六十一章：剃发易服民心焦 宗室操戈萧墙祸

就在赵高翔于赣北新拓之地忙于安民、整军、布防之际，远在福州的隆武朝廷，并未因广信大捷而变得政通人和，反而在种种内忧外患中，愈发显得步履维艰，呈现出一种末世王朝特有的光怪陆离。

隆武二年正月，皇帝朱聿键力图展现新朝气象，彰显仁德，试图弥合万历以来数十年党争造成的裂痕，下了一道颇显宽宏的诏书：“此后，即便是真正的魏党成员，也一概宽恕。只看他们今后的表现，不追究过去的过错。中兴之时，臣民悔过自新尚且能得到宽恕，何况比这更轻微的过错呢！”

此诏意在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共御外侮。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立刻给了他一记重击。

不久，声名狼藉的弘光朝首辅马士英，在浙东被鲁王阵营排挤得无处容身，日子艰难，便如同抓住救命稻草般，写信请求进入仙霞关，投奔隆武帝。在马士英看来，隆武帝既然能宽恕魏党，自然也能接纳他这位“前朝”首辅。

消息传出，隆武朝廷顿时炸开了锅。朱聿键内心或许觉得多一个马士英站台也无不可，毕竟曾是阁臣，总能处理些政务，朝廷也不差他一口饭。但以忠诚耿直着称的官员如张家玉、钱肃乐等人，闻讯后激烈反对，在朝堂之上痛陈马士英祸国之罪，声称若纳此獠，必将寒了天下忠臣义士之心。一方是皇帝的“仁政”姿态和实用考虑，另一方是清流的面子与道德标准，双方争执不下，又是一番闹腾，最终马士英被阻于关外，郁郁不得其门而入。隆武帝的“宽恕”诏书，在现实的政治博弈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这混乱并未结束。同年二月，隆武帝又不得不下诏，严厉申饬在浙江活动的益阳王，禁止其在龙游、遂昌一带私自任命知县。诏书中直言不讳地指责益阳王“借口接受慈禧太后（弘光帝母亲邹氏）的命令，又借口得到勋臣方国安的拥戴，近日虽然送来表奏，却公然使用监国的印玺，不知道这枚印玺是何人授予的？”

此诏彻底暴露了南明政权内部的四分五裂。皇帝不像皇帝，宗室随意监国，武将拥兵自重，各种印信乱飞，政令不出福州城者，比比皆是。隆武帝朱聿键空有中兴之志，却深陷这摊烂泥之中，内外交困，举步维艰。

更让他心焦的是，他一直寄予厚望的何腾蛟，坐拥湖广，却一直报喜不报忧，奏疏中动辄宣称联络了多少义军，甚至将李自成之死的功劳也揽在自己名下，描绘出一片大好形势。可每当隆武帝暗示或明示，希望他能派兵东进，接驾前往更为安全且靠近前线的湖广时，何腾蛟便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兵马粮饷，迟迟不见动静。而盘踞福建的郑芝龙，与清军暗通款曲的传闻更是甚嚣尘上，让隆武帝如坐针毡。

朝廷的混乱与无力，直接影响了前线政策的执行。赵高翔在迅猛扩张之后，也遇到了一个极其棘手且充满血腥的现实问题——如何处理那些大量存在的、已经被迫剃发的民众和降卒。

清军所到之处，厉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酷政，无数百姓为了生存，被迫剃去了头发，脑后拖起了辫子。而许多南明军队，出于愤恨或便于识别，遇到没头发的人，往往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视为“降虏”或“奸细”加以杀害。

这导致了一个诡异而悲惨的局面：许多难民反而觉得清军那边更“安全”，宁愿向清军进献牛酒，甚至充当向导，也不愿靠近近在咫尺的明军。 这使得明军如同瞎子、聋子，得不到真实情报，也断绝了粮饷和兵源的民间补给线。

这一情况，赵高翔早有耳闻，如今在自己的地盘上更是感同身受。他深知，若沿用旧法，不仅丧失民心，更是自断臂膀。

这一日，军中会议上，便有将领提出，对新控制区内剃发者应严加盘查，形迹可疑者立斩，以绝后患。此议得到了部分激愤军官的附和。

赵高翔沉默片刻，没有直接反驳，而是缓缓说道：“诸位可曾想过，那些被剃了头的，是自愿的吗？他们大多是手无寸铁的平民，是为了一家老小的性命，才忍辱负重，苟全性命于乱世。他们不是叛民，是难民！是我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