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两种方式,一种战争(2 / 7)
建造楼宇的法令。他还允许华人在夜晚自由行走,取消了华人必须携带夜间通行证的规定。
在接触了华人总会之后,更是大加赞赏,直接任命了华人总会的理事,伍廷芳律师成为太平绅士。
轩尼诗对当时针对华人的严酷刑罚,像是公开笞刑感到十分震惊和反感。
他认为这些刑罚是不人道且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因此下令减少甚至废除这类刑罚。甚至还质疑警察部门在执法中对华人存在的偏见。
虽然,香港华人总会在他的支持下权利大增,但也遭到了殖民地英籍社群的猛烈抨击。
商人们认为他“姑息养奸”,削弱了殖民统治的权威,并损害了他们的商业利益。
首席按察司甚至公开批评总督干预司法。
殖民地部很多英籍官员也对他的激进政策十分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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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华人总会位于上环的新总部里,陈九正平静地读着同一份《孖剌西报》。
伍廷芳和林怀舟坐在他对面,神色各异。
“他们把你描绘成了一个来自地狱的魔鬼。”伍廷芳的语气带着一丝无奈的调侃,“恭喜你,陈先生,你现在是香港最着名的华人了,虽然是以反派的身份。”
陈九放下报纸,脸上看不出丝毫怒意。“他们骂的不是我,是轩尼诗。我不过是他推行政策时,被推到台前的一个靶子,也是他们攻击他最有力的武器。”
“但这种舆论攻势不容小觑。”
伍廷芳变得严肃起来,“香港的权力结构很微妙。总督虽然权力最大,但也要顾及本地英商阶层的利益和伦敦的看法。如果这些英籍官员和商人持续施压,让殖民地部认为香港的商业环境正在恶化,轩尼诗的日子也不会好过。我们刚刚打开的局面,随时可能因为总督的妥协或调任而付诸东流。”
“所以,我们也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陈九的目光投向窗外。
窗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
不远处,普仁街的山坡上,华人总会新开办的义学里,几十个穿着长衫的男童正坐在闷热的课室里,摇头晃脑地背诵着《三字经》。
中华传统蒙学课程,翻来覆去都是那几样。
这是旧的根,是维系着华人身份认同的传统。
而在更远一些的歌赋街,中央书院的红砖教学楼里,却是另一番光景。
一个名叫梁文杰的年轻人,正和他的同学们,用流利的英语进行着一场激烈的辩论。他们的辩题是“自由贸易对大英帝国殖民地的利弊”。
梁文杰引经据典,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谈到香港的自由港地位,思路清晰,辞锋锐利。他的辫子剪了,穿着干净的西式校服,眼中闪烁着对新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野心。
这是新的苗,是这座殖民地正在刻意培养的、能够与西方世界对话的下一代。
“伍先生,”陈九收回目光,“你我都是从这两种学堂的缝隙里走出来的。你觉得,哪一种能救我们的同胞?”
伍廷芳沉默了片刻,答道:“传统的义学,教的是伦理道德,维系的是我们是谁的根。而中央书院这样的西学堂,教的是经世济用的知识,是我们如何活下去的术。两者,缺一不可。但眼下,我们更缺的是术。”
“没错。”陈九点了点头,
“伍先生,你我都是新会人,小时候读的都是之乎者也,先生你长大后进入香港圣保罗书院学习,接受西式教育,后来又前往英国留学深造,进入着名的伦敦大学学院攻读法律。随后,又进入林肯律师学院学习,正式获得英国大律师资格。”
“我在美国所见留美幼童也是,从小接受的都是私塾的教学,如今好几人考入耶鲁或者哈佛,以及其他高等学府。”
“于我所见,这些祖宗成法,传统学问并不会让人封闭落后,西学也不见得就能让人堂堂正正。在我看来,问题不在于‘体用’之分,或孰轻孰重。而在于我们是否敢于直面二者之弊,取其精华,熔铸一炉。”
他顿了顿,仿佛在梳理脑海中盘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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