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笔与刀（4 / 5）

到的1176份有效口供和85份联名请愿书，我们可以大致推算出，华工在契约期内的非正常死亡率，至少在50%以上。这个数字，比当年黑奴贸易最猖獗的时候还要高。这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他们之间也时常爆发争论。

“这里，”

陈兰彬指着一份草稿，眉头紧锁，“‘惨无人道，令人发指’，这样的词，必须写进去！不如此，不足以形容其罪恶之万一！”

“陈大人，请恕我直言。”

马福臣摇了摇头，这位严谨的英国人坚持自己的专业判断，

“我们的报告，最终是要呈交给五国公使，是要在国际外交场合使用的。过于情绪化的语言，只会削弱报告的公信力，让他们觉得这是中国人的夸大其词。我们必须用最客观、最冷静的语言，陈述事实。让事实本身去说话，远比任何形容词都更有力量。”

陈兰彬沉默了。

他知道马福臣说得对。在西方的游戏规则里，冰冷的数据和交叉验证的证词，远比道德的谴责更具杀伤力。

他不得不压下心中的悲愤，接受这种将同胞的苦难，转化为外交武器的、冷酷的逻辑。

他们按照总税务司赫德事先拟定的51个问题，将所有的证词和证据进行归类整理。

从诱骗和绑架的过程，到海上航行的死亡之旅；从种植园里的非人劳作，到花样百出的酷刑；从被肆意克扣的工钱，到永无止境的续约……一个完整而严密的证据链，在他们手中渐渐成型。

这不仅仅是一份调查报告。这是一部由无数华人用生命和血泪写就的控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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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夏，调查团返回美国。

报告的最终文本，在华盛顿一间租来的公寓里被反复修改、校对，最终定稿。它被印刷成中、英、法三种文字，装订成册。封面上没有任何华丽的装饰，只有一行简洁而沉重的标题：《古巴华工调查禀稿》(the cuba mission Report)。

随后，这份报告的副本，被正式递交给了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美国驻华盛顿的公使馆 。

起初，报告并未在公众层面引起太大的波澜。

外交的世界，总是静水流深。

各大公使馆只是按部就班地接收了文件，表示会将此事汇报给本国政府。

西班牙驻美公使更是发表声明，斥责报告内容“纯属捏造”，是“无耻的诽谤”。

然而，一股暗流，已经开始在水面下汹涌。

报告中那些翔实的数据、交叉印证的证词，以及由马福臣和吴秉文这两位西方人背书的客观性，让任何一个读过它的人都无法等闲视之。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英国。

在伦敦，英国外交部收到了报告的副本。那些关于虐待、奴役和高死亡率的描述，深深地刺痛了这个刚刚在全世界范围内废除了奴隶贸易的“日不落帝国”的道德神经。很快，在英国下议院，有议员就此事向外交次官发起了质询，要求政府表明立场 。

在美国，这份报告同样引起了震动。彼时，美国刚刚结束了血腥的内战，关于种族和劳工权利的讨论正处于历史的最高点。一些有影响力的报纸，如《纽约先驱报》，开始刊登报告的部分节选。那些关于“与黑奴无异”、“比奴隶制更残酷”的描述，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与愤慨。

废奴主义者、人权活动家们，纷纷发表演讲，撰写文章，谴责西班牙在古巴的暴行。

国际舆论的压力，如同一张无形的大网，开始向马德里收紧。

西班牙政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外交困境。他们可以无视一个积弱的清政府的抗议，却无法忽视来自英、美等世界强国的道德压力和外交诘问。

更重要的是，古巴的独立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西班牙急需国际社会的支持，或者至少是中立。

这份报告的出现，无疑让他们在道义上输得一败涂地。

最终，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下，西班牙政府被迫做出了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