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西医同僚的质疑（1 / 2）

霍乱疫情的硝烟渐渐散去，实验所以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取得的显着成效，如同在渭北之地投下了一块巨石，激起的涟漪扩散深远。赞誉与感激从民间和部分官方渠道涌来，刘县长的态度更是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变，几乎将实验所捧成了“救县功臣”。然而，在这看似一片大好的形势之下，另一种声音，更专业、更顽固、也更来自内部的质疑，开始悄然滋生、汇聚。

这质疑的核心，依旧来自那些接受了系统现代医学教育、笃信“科学唯一”的西医同僚们，尤其是以钱院长为代表的县卫生院体系。表面的客气与合作之下，观念的鸿沟并未因一场疫情的并肩作战而完全填平，反而因中医作用的凸显而变得更加微妙和复杂。

“有效，但为何有效？”——科学实证的拷问 一日傍晚，实验所照例举行病例讨论会。这次分析的是一位霍乱康复期仍持续腹胀、食欲不振的患者。唐老先生提出用“香砂六君子汤”加减，健脾和胃，理气消胀。 一位刚从省城医学院毕业、分配到卫生院不久的年轻西医张医生，皱着眉头发言了：“唐老的方子或许有效，但我想请问，方中每一味药的具体有效成分是什么？它们是如何作用于肠道菌群、促进胃肠动力的？君臣佐使的配伍，其分子生物学基础是什么？有没有动物实验数据支持？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有效’，而不知道‘为何有效’。否则，这和稀里糊涂用偏方有什么本质区别？” 他的问题尖锐而直接，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西医的思维模式。他们承认看到了效果，但无法将这种效果纳入他们熟悉的、以微观分析和量化验证为核心的科学解释体系之中，因而感到困惑甚至不安。

“个案还是普适？”——统计与标准的挑战 钱院长也适时地加入了讨论，语气比以往缓和，但质疑的核心未变：“林专员，唐老，你们治疗的很多病例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中医强调辨证论治，一人一方，变化无穷。这固然精细，但如何形成标准化、可大规模推广的方案？如何保证不同郎中开出的‘香砂六君子汤’疗效一致？没有统一的诊断标准、固定的疗效评判指标和大量的统计学数据，我们很难说服国际医学界，甚至很难说服国内那些持怀疑态度的同仁。” 他拿起林闻溪整理的那份疗效报告，“这份数据很有价值，但它毕竟只是基于一次疫情、一个地方的数据。要证明其普遍性，需要更多中心、更大样本、设计更严谨的对照试验。在达到这一点之前，恐怕……很难真正登上‘大雅之堂’。”

“是补充还是替代？”——地位与资源的忧虑 更深层次的质疑，则关乎地位和资源。私下里，一些西医医生抱怨：“现在县长和百姓都把他们捧上天了，以后咱们卫生院是不是都得改学号脉开方了？”“上面拨下来的那点本就有限的经费，会不会以后都倾斜到收购草药、建中药厂上去？我们的显微镜、手术器械、西药采购还怎么保障？” 他们担心，中西医结合的结果，不是平等的融合，而是中医凭借其“简便廉验”的优势和在民间的深厚基础，逐渐侵蚀甚至替代西医本就脆弱的存在。这种忧虑，使得他们对实验所的每一次成功，心情都颇为复杂。

面对这些质疑，林闻溪并没有感到被冒犯，反而觉得这是一个必须正面回应、甚至欢迎的契机。 他平静地听完众人的发言，缓缓站起身：“张医生问为何有效，钱院长问如何标准化，诸位同仁忧虑前途。这些问题，都问得非常好，也是我一直以来在思考的。” 他走到那块写满病例分析的黑板前。 “首先，我从不认为中医药完美无缺，它缺乏现代科学的微观阐释和量化标准，正是其亟待发展、需要与现代医学结合的关键原因。我们不知道六君子汤的具体分子机制，但我们从数千年的临床实践和本次疫情中，看到了它调整胃肠功能的宏观效果。这提示我们，这里面存在着值得深入研究的科学规律。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因其暂时无法解释而否定它，而是应该想办法，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它、解释它！这，正是我们实验所未来想努力的方向之一。” “其次，关于标准化与辨证论治的矛盾。我认为，二者并非不可调和。我们可以尝试将常见的证型归纳出来，制定相对规范的诊疗方案和基础方药（即‘协定方’），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