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1章 后生可畏（3 / 3）

都不得与闻，而这也正是他们与王安石之间的在政治格局上的差距之所在。

欧阳修和苏轼都对物欲和私欲有执念，他们是典型的具有小资情节的文人，挥毫泼墨于他们而言是情怀，做官言事于他们而言是本分，如此便是他们的全部生活和人生。可是，王安石不是这样，他虽文艺但却一点也不小资，更是不怎么注重自己的外在形象，衣食住行更是一点也不讲究。高官厚禄、金银美色、美酒佳肴，这些人间情趣都无法让王安石意乱情动，他所追求的是人生价值的实现。可是，这里面就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如果你没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那么你又该如何？

很多人终其一生不为富贵名利，但就是为了要证明自己并由此获得社会的认可，他们所追求的是人生的一个自我价值的实现。如若不能，他们就会痛苦，所谓的不能流芳百世就要遗臭万年便是这种现象和心理的最真实写照。比如，西夏国的那位大相国张元同志。王安石是文学家，也是政治家，但同时他也是儒学家，更是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简单说，在命运面前，在天命和时局面前，他虽志存高远但却不执拗，不会逆流而动，更不会为难自己。

这种说法可能会颠覆很多人的看法，因为谁都知道某些人送他的那个绰号——拗相公，但是请注意，我们说他不执拗不是在说他做事，而是在说他做人。一个懂得顺势而为的人会在时局不利之时选择退让或隐忍，但当时机出现却往往以迅雷之势行非常之举。如果没有后来的宋神宗，我相信王安石很有可能终生不会再提变法之事，而是就此做一个辗转东西南北的地方官员并潜心治学最终成为一代大儒，他很清楚自己的那一套强国理念若非遇到懂他的明君，否则就永远只能是空谈，所以他需要等，他也等得起。

王安石这次回京给赵祯上的这道奏疏在历史上非常有名，那便是被后来的梁启超赞誉为“秦汉以下第一大文”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当然，这份奏疏的名字是后人取的。这道奏疏俗称万言书，全文篇幅超长，这里我们当然也不准备予以原文呈现，有兴趣的人可以自行搜索阅读。

在这份奏疏里，王安石奏请赵祯革除国家之积弊，整顿社会风俗，重整国家的商业模式和经济秩序，革新官员队伍的选拔方式和考核准则，注重和加强在教育和文化领域的改革和创新。他在这份奏疏里可不是在假大空地故作高深不说人话，而是提出具体的试行办法，他希望赵祯能够汲取汉唐和五代时期之所以天下大乱的教训，并且他还点名提到了晋武帝司马炎，他说司马炎就是因为没有胆量给国家来一次变革和重组继而导致了后来的天下大乱国已不国。

可以说，这份奏疏并非是王安石心血来潮之作，而是他酝酿和构思了很多年才写出来的，我们甚至可以把这视为他为官十余年的心血之作，更是他十余年的终极夙愿。然而，王安石的这份奏疏并未收到任何的回应，这对他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十几年的努力毁于一旦，这并非是我们在夸大其词，这就好像一个人用十余年的时间写成了一部长篇小说，但最后的结果却是石沉大海，连一点涟漪也没有泛起。

换了任何人遇到这种事都是一场巨大的打击，失望和沮丧是不可避免的，可王安石毕竟是王安石。如前所言，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极或沉沦，更没有因此而否定和怀疑自己以及自己的人生。凡事不可强求，这一切只能证明他想要谋求变法图强的意愿还不到时机。执念这个东西既能成就一个人也能毁灭一个人，一个成熟的人不是不能没有执念，而是能够对其做到收放自如，你拿得起但也得放得下。

正如当年王安石敏锐地察觉到韩琦和他不是一路人从而婉拒做韩琦的门生，此时的他也深刻地意识到赵祯和他不是一路人。他虽自比商鞅但赵祯却不是他的秦孝公。既然如此，他又有什么好值得去遗憾和沮丧呢？